很多家庭都有这种经历。孩子大学毕业后去深圳、上海工作,工资条上每月扣的个人所得税交给了工作所在的城市。
老家的父母不会去找那边的税务局,要求把这笔钱退回九成。原因很简单:孩子坐的是那里的地铁,用的是那里的水电,看病也去那里的医院。
换到台商身上,却有人算出了另一种结果。郭台铭在参选期间公开提出:如果大陆真的愿意惠台,台商的税收就应该台湾9成大陆1成。这句话把“惠台”变成了一道分钱的算术题,而这道题从第一步就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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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方案分两种情况。外销型台商的税款交给台湾方面审核,台湾地区拿九成,大陆拿一成。内销型台商可以五五分,也可以台湾六成、大陆四成。
他给的理由是大陆财力雄厚,多让一点不算什么。
问题就出在这个“让”字上。税收不是大陆发给台商的红包,而是企业在当地经营,为道路、电网、港口、治安和各项公共服务付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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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哪里赚钱就在哪里纳税。苹果在中国卖手机要交税,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建厂也得照当地规矩缴税,没有哪家企业能自己查账、自己定分成比例。
这个道理,郭台铭比谁都熟悉。富士康1988年进入深圳,当时大陆需要资金和订单,台商需要便宜的土地和勤快的工人,双方各取所需。后来厂房从深圳开到郑州、昆山、成都、太原,鼎盛时期在大陆的员工超过百万。
郑州航空港区的富士康厂房,原先周边大多是农田。地方政府修路、通电、盖宿舍、开货运航线,帮着把一部部手机运往世界各地,这些投入用的正是税收。如果台商的税被拿走九成,下一家来投资的企业,路由谁来修,电由谁来供?
真正能帮台商省钱的办法,两岸早就谈好了。海协会和海基会2015年在福州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协议,台商在大陆缴过的税可以抵扣,不用两边重复缴纳。这份协议送进台湾地区民意机构后一直没有审议,签署至今十年有余,还没有生效。
台湾地区对台商在大陆的收入也照样征税。按照岛内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台商从大陆赚的钱要并入台湾的收入一起申报,大陆已缴的部分可以扣抵。
台商的负担,很大一部分来自两边规则没能衔接。协议一天不生效,这个问题就一天得不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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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的协议不去推动,却喊出“九比一”的口号,对台商的实际帮助很有限,放在选战里倒是很抢眼。郭台铭当时民调表现平平,需要一个能吸引工商界选民的话题,这句口号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大陆照顾台商走的是另一条路。从“31条”“26条”,到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台资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申请贷款、评定高新技术企业,都和大陆企业用同一个标准。评上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率就能从25%降到15%,实惠直接落到企业身上。
让利多了,也有人当成理所当然。ECFA早期收获清单中,大陆对台湾开放的产品有539项,台湾地区对大陆只开放267项。台湾地区还长期禁止2500多项大陆产品进口,商务部经过调查,认定这些做法构成贸易壁垒。
单方面的善意总有限度。面对台湾地区的贸易壁垒,以及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陆先后分两轮中止了ECFA项下共46项产品的关税减让,化工原料、润滑油、部分机械和纺织品都在其中。
台湾地区的石化和传统制造业最先感受到压力,富士康在大陆的企业也依法接受了税务和用地检查。
郭台铭的参选之路没有走到最后。他以独立身份征集连署,却在登记截止前宣布退出,此后在政坛上低调了许多。“九比一”这句话倒是被很多人记住了,每次谈到惠台,总有人翻出来再说一遍。
陆委会的反应正好相反,称这些措施是“包装成大礼包的糖衣毒药”,还说不应沦为特定政党的交易筹码。年底地方选举临近,同一份措施在岛内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意思。
把三年前和现在放在一起看,对照很明显。当年有人嫌惠台不够,要大陆把税收的大头交出来。如今大陆主动拿出新措施,台湾当局却不愿接。
台商真正吃的亏,不是大陆分账分少了,而是岛内有人把两岸经贸当成了政治筹码。
台商在大陆打拼几十年,自己赚到了钱,也带来了技术和就业,这本是两边都有收获的事。账要算得清,前提是规则一致、彼此信任。如果把对方当成只管掏钱的“大金主”,分成比例要得再高,这条路也只会越走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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