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母亲河,昆仑自古被视为黄河源头,承载着先民悠远的天地想象,而昆仑神山盛产美玉,玉帛承载着典章秩序与礼乐规制。聚焦于这些关键词,“河源·昆仑·玉帛: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研讨会于近日举办,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他们讲述近年考察的新发现,重新解读古代文献,也从出土文物中寻找古代人群交流的证据。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已是地理常识。但在中国历史上,黄河的源头曾被放置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从青海的群山,到河西走廊的祁连山,再到新疆和田附近的昆仑山。不同朝代的地理知识、神话传说和政治活动,改变着人们对黄河之源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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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风陵渡口
黄河源头被认定在新疆?
2026年,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终于走到了黄河源头。过去多年,他曾沿着黄河一段段考察,尤其关注晋陕峡谷里的古渡口。沿着吕梁山一侧,他几乎走遍了黄河沿岸的渡口。今年,他来到青海,考察了尕日塘秦刻石,也前往黄河上游的其他地点,终于将此前的行程连接起来。
今天的青海黄河源头地区,河水清澈。但在古代中原人的观念中,黄河是一条裹挟着大量泥沙的大河。人们沿河寻找源头,常常在进入青海之后,转而向西北的祁连山一带探索。
李零介绍,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认知,受到实际地理条件和古代文献的双重影响。从积石关进入青海后,沿黄河主流继续溯源,需要向玛多方向行进,但历史上的探察者往往沿着祁连山向西追寻。
这种寻找方向的差别,造成了长期的地理误认。《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代文献,都将河源与昆仑联系起来,但这些书籍中所说的昆仑,未必是今天地图上的昆仑山脉。
李零介绍,《山海经》中的昆仑丘有多条河流发源,《穆天子传》则记录了周穆王西行、登临昆仑的传说。到了汉代,汉武帝根据出使西域者带回的信息,将于阗南山认定为昆仑。《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派出的使者探察西域后,认为于阗附近的河流与黄河相通。汉武帝依据古书,将当地山脉命名为昆仑。但司马迁对这一判断持保留态度。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黄河发源于于阗昆仑的观念被反复引用。尽管人们无法真正看到新疆河流与黄河之间的连接,仍有人相信,河水流入沙漠之后,会在地下潜行,最终从积石山重新出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韩子勇,对这个现象尤其感兴趣。他介绍,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已经组织过青海河源考察,乾隆仍然认可汉武帝有关于阗昆仑的判断。
一件乾隆时期的文物,保留了这种观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型玉雕。玉料来自新疆,运到北京后,乾隆确定雕刻题材,又送往扬州制作,完成后再运回宫廷。韩子勇介绍,乾隆选择用新疆的大块玉料制作大禹治水图,并非完全偶然。在传统观念中,昆仑、玉石与河源长期联系在一起,于阗昆仑的地理认识也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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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图》玉山局部
2025年公布的青海尕日塘秦刻石,则为河源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刻石位于青海高原,涉及秦代遣使采药等信息,其年代、文字释读及历史意义仍存在学术争论。
李零认为,如果相关释读成立,刻石可能提供秦代向青藏高原探索的证据,也使人们有机会重新讨论秦人对于西方地理和河源的认识。李零同时强调,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主要是现代地理学确立的概念,与古代文献中的昆仑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对古代河源的追索,首先需要分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地名究竟指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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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尕日塘秦刻石
河滩上的玉石,怎样走进中原王朝?
古代昆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盛产美玉。
韩子勇讲起自己在新疆生活的经验。今天提到和田玉,人们容易联想到高山矿区和复杂的玉石开采,但古代人获得玉料,未必需要翻越高山,韩子勇认为,早期居民更可能直接从河床和河滩上获取玉料。
昆仑山中的玉石经过风化、冰雪融水和河流搬运,逐渐进入下游河道。新疆一些河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水位下降后,大片河滩露出,便为人们寻找玉石提供了条件。
在和田地区,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白玉河、墨玉河,至今仍与当地玉石产地的认知联系紧密。韩子勇认为,玉石易于获得,是和田玉较早进入交流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
考古发现也提供了线索。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大量玉器,其中部分玉料被研究者认为与新疆和田玉有关。这说明,至少在商代,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就可能存在长距离的玉料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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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好墓出土玉器
不过,玉料如何从新疆进入中原,沿途经过多少次交换,是否存在固定路线,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研究者不能仅凭一件玉器的原料来源,便还原出一条完整的商贸道路。
在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将玉器流通与早期人群交流联系起来。玉并非只是装饰材料,在不同地区的史前社会中,它还被制作成礼器、佩饰和用于特殊仪式的器物。
例如,良渚文化以玉琮、玉璧等器物闻名,而分布于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也有自己的玉器传统。不同地区玉器的形制、用途与制作工艺既有联系,也存在明显差异。玉器跨地区传播的历史,因而不仅涉及商品交换,还需要研究工艺技术、礼仪观念和审美方式如何传播。学界提出的“玉帛之路”,正是希望在丝绸之路之外,进一步探讨更早期的物质交流。
黄土高原,不仅仅是自然地理概念
考古遗址之外,黄土高原的建筑也提供了观察早期文明的另一种材料。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讲起参观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经历。南佐是一处规模庞大的史前聚落,遗址中的大型夯土建筑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更令他注意的,是考察途中经过的当地民居。当地的民居,到现在还用夯土的方式盖房,他提醒大家注意,史前大型建筑使用的夯土技术,并不是一种今天完全陌生的营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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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类似的观察还来自黄土高原的地坑院。人们向地下挖掘院落,再安排居住空间、出入口和生活设施。
杭侃认为,研究黄河流域文明,不能只关注出土的陶器、玉器和青铜器,还应重视黄土材料本身如何影响居住方式、建筑技术和空间观念。
从甘肃南佐、陕西石峁,到山西陶寺,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分布着多处重要的史前大型聚落。遗址中的宫殿式建筑、夯土台基、仓储设施等,反映了史前社会在农业生产、建筑组织和公共工程方面的发展。
这些考古发现,也让黄土高原不再只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不同地区的人群依靠黄土、石材和木材营造聚落,同时通过物品交换和技术交流,与更远地区建立联系。
清朝为什么要在黄河边建一座河源庙?
除了这些宏观的观察,很多学者的分享从一个较小的切口进入。
1731年,清雍正九年,清朝在青海循化地区敕建了一座河源庙。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谁来祭祀?祭祀的又是什么?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完玛冷智专门研究了这段历史。他认为,许多古书中看起来遥远的河源、昆仑和祭祀传统,对当地居民而言并不是抽象的神话。
清代在青海修建河源庙,发生在一个特殊时期。雍正年间,清廷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并调整了对青海地区的治理方式。此后,朝廷进一步加强对青海及周边区域的管理。
完玛冷智介绍,河源庙的修建并非单纯的地方宗教活动,而是由皇帝提出,经官员商议后实施的一项工程。清廷通过敕建寺庙、举行祭祀,将河源纳入国家礼仪体系。
在古代,黄河祭祀早已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活动。祭祀河神既表达对水患和农业的关注,也与王朝治理、礼制秩序有关。河源庙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一套祭祀制度被带到了青海。完玛冷智介绍,河源庙选址于多民族聚居地区,朝廷又通过祭文、碑刻等形式记录相关活动。他认为,这座庙的建立,可以与清代国家治理范围的拓展联系起来考察。
古代医学文献中,同样保留了不同地区知识相互联系的线索。
《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有一句话:“毒药者,亦从西方来。”这里的“毒药”,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毒物,还包含药物的含义。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顾漫在研讨会上提出,这段记载值得放到古代不同地区医疗技术交流的背景下理解。《黄帝内经》将砭石、药物、艾灸、针刺等治疗方法分别与不同地域联系起来,其中可能保存着早期医学知识的地域记忆。
他进一步把这一记载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以及古代西北地区的农业、族群和药物知识联系起来,尝试解释传统医学文本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地域叙述。不过,这些文献并不能直接证明某种治疗方法最早起源于哪个地方。它们更重要的价值,是反映古代人如何理解不同地区的生活环境、疾病和医疗知识。
从一块刻石、一座古庙,到一条河流在古代地图上不断变化的位置,黄河历史研究仍有大量具体问题,需要考古发现、文献整理和实地调查继续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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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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