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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81岁的宏碁创办人施振荣11月18日上午抵达深圳,以中国台北经济体代表身份出席APEC相关活动,中方官员程烈到机场接机。
他上一次担任这一角色是2007年在悉尼,中间隔了19年。落地之后面对媒体,他脱口而出的不是半导体供应链,也不是赖清德行前交代的那几项任务,而是一句“非常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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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国际产业场合走了近50年的人,对一段顺畅的路感到陌生,这句话本身的分量在哪里?
赖清德交给他的三项任务,在APEC既定的规则里究竟有多少可以落地的空间?这两个问句的答案,得从抵达那一刻开始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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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任务与一条早已存在的边界
施振荣这趟行程的时间点很清楚。11月17日至18日,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主题定为“共促繁荣,共赢未来”,2000余位政商界代表参会,覆盖全部21个APEC经济体。
域外企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13个经济体,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15家,美国参会企业数量在外方中居首、占比接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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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议程围绕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亚太自贸区、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机遇、可持续发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7个议题展开,东道主在开幕式上向亚太工商界发表主旨演讲。
峰会将发布《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深圳倡议》,这是峰会创办30年来头一回以倡议形式产出成果文件,意味着工商界的讨论不再停留在会议纪要层面,而是要形成一套可落地、可跟进的行动框架。
施振荣是以中国台北经济体代表身份参与这场经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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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和名称在1991年谅解备忘录里就已经写定,派出的必须是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员,政治人物不在可选范围之内。
国台办方面在回应今年APEC相关安排时把处理方式说得没有留下模糊空间,作为东道主,大陆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APEC有关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及惯例处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
这条线从1991年到现在,30多年没有松动过。放在这里看,APEC不是一张可以随意改名的桌子,名称、身份、议题范围都写进了规则文本,谁去参会都绕不开这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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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清德行前交付的三项任务,概括起来是持续参与APEC事务、凸显台湾地区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位置、塑造区域稳定可靠的经济伙伴形象。
前两条在会议规则内有可以操作的层面,第三条则受制于一个事实,一个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当局,谈论“稳定”缺少落点。半导体供应链这一项值得多说几句。
台湾地区集成电路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一度接近40%,这个位置是几十年技术积累和产业配套长出来的,不是靠政治宣言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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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的优势靠的是稳定的能源、物流、人才和跨区域商业信任在运转,把这些条件抽掉,优势本身就会松动。
把技术分工意义上的位置当成政治筹码来用,最先被消耗掉的恰恰是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
施振荣2007年从悉尼返台后说过一段话,台湾应更注重经济、技术、文化层面的实质交流,不应操弄纯政治。19年前他就清楚APEC这个场子的边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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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在致辞和午宴上的表达,落点也基本沿着产业议题走,数字鸿沟、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治理,通篇没有越出经贸语言的范围。
任务可以被翻译,身份却不会因此改变。施振荣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在他落地之前就已经被规则决定了。这也让人把目光移到人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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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赖清德当局挑选参会代表,可选空间并不宽裕。备忘录把政治人物挡在门外,能派出去的只能是工商界人士。施振荣在这个范围内属于风险系数很低的那一类。
他的履历摆在那里。1976年创办宏碁,从一个以代工起步的本地品牌做到横跨多个经济体的国际化企业,中间经历过品牌重塑、渠道自建、全球分工布局的完整周期。
品牌出海踩过的坑、跨境经营磨出来的分寸、跟不同市场伙伴长期打交道积累的判断力,这些东西不是靠临时准备能补上的。2007年悉尼峰会他实际出席过一轮,APEC的运作方式他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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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深圳峰会的7个议题里面,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和数字经济合作排在靠前的位置,半导体和AI恰好是台湾地区产业最拿得出手的板块,而施振荣的本行就在这里。
让一个做了50年产业的人去谈产业议题,至少在专业层面挑不出明显的缺口。
他在产业圈里反复讲的一个概念是“王道”。这套东西放在施振荣身上不是临时拿来用的修辞,而是他从宏碁几十年起落里提炼出来的经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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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意思大致是价值创造要先于利益分配,共荣要可持续,企业不能只算自己眼前的账。他早年谈“微笑曲线”的时候,讲的也是同一件事的两面,附加值在哪里,合作的空间就在哪里。
这套话放在APEC这种多边场合是适配的,因为它指向的是区域共同面对的技术治理和产业协作难题,不专门指向任何一方。
他在午宴上谈AI治理时用的也是这个逻辑,谈的是科技与人文之间怎么找平衡,效率和价值之间怎么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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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叙事听起来不激烈,但在多边场子里恰恰是最不容易触发防御的语言,它谈的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谁都不吃亏,也就谁都不设防。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层面。施振荣这一代台湾地区企业家,生意做大的过程跟大陆制造业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宏碁的供应链、市场布局、人才流动,跟大陆的产业生态有很深的交织。
这种经历塑造出来的判断方式,跟从政治角度出发的考量天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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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清楚产业链是怎么长出来的,也清楚什么东西最容易把它拆散。人选合适,表达克制,规则稳固,这趟行程在会前就被港媒判断为大概率平稳。
真正的变量不在会场里面,在会场外面那19年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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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套议程与另一本账
2007年施振荣在悉尼的时候,推的是数字机会中心计划,想用企业间的科技合作帮发展中经济体缩小数字鸿沟。
2026年他在深圳谈的是AI治理、超级分工、把产业实践经验整理成可供参考的东西。专业议程的内核一脉相承,都是技术合作和产业协作。变化发生在议程之外。
施振荣创办宏碁的1976年,深圳经济特区还没有诞生。深圳海关公开信息显示,2024年深圳进出口规模超过4.5万亿元,出口2.81万亿元,增长14.6%,出口连续32年居内地城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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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这片区域聚集了跨境金融、物流和科技企业,峰会的会场就设在这里。峰会安排了130多家深圳各领域代表性企业参与,设置2条官方参访路线和8条推荐线路,口岸增设了APEC专用通道。
一座城市为一场会议调动起来的产业纵深和组织能力,本身就在传递会议厅里说不完的信息。
同一时间段里,两岸之间的经贸账本也在发生变化。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两岸贸易总额2929.71亿美元,同比增长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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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设台资企业数量保持在高位,实际使用台资金额继续增长。
这些数字说明产业链的联结没有断,但联结的形态在变,从过去台湾地区接单、大陆生产的垂直分工,越来越多地转向市场互相嵌入、投资双向流动的格局。
施振荣在悉尼谈的是帮别人建数字能力,在深圳谈的是把台湾地区的产业经验整理出来供区域参考。姿态从“提供帮助”变成了“分享经验”,对象还是那些对象,位置已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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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在会前判断他政治色彩克制、熟悉礼仪、此行平稳,18日的流程基本兑现了这个判断。一位懂分寸的老人把一场容易被赋予额外含义的行程,按在了经贸交流的轨道上。
真正值得留意的,是他在抵达时说的那句“不习惯”。一条从家门口到会场本来就应该顺畅的路,不该让人感到陌生。19年里变的不只是经济数据,还有日常往来的便利程度。
施振荣这一趟平稳走完,三项任务会以体面的方式完成,峰会议程也会按部就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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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习惯”三个字留在了那里,它指向的东西不在会议议程上,也不在任何一份致辞稿里。这句话的分量不在议程里,在日常往来的尺度里。
结语
施振荣的深圳行在流程上不会出现意外,一位资深产业人士以经济代表身份完成会议参与,三项任务被转译为经贸语言,边界清晰,分寸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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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件事里最值得记住的不是会场内的任何一句发言,而是落地时那句关于“不习惯”的感受。一段顺畅的路途本应是常态,不该成为需要特意提起的体验。
19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结构性的东西,而日常往来中那些本不该存在的阻滞,恰恰是比任何经济数据都更贴近普通人感受的尺度。会议终会结束,这句话的分量不会跟着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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