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端午节,湖南道县潇水河畔的一处堤坡上,几个人站在一座没有墓碑的土堆前,一个从北京赶来的中年人把两盆鲜花摆好,又从包里取出一瓶二锅头和一包从闽西带来的点心,一样一样放下去。
他身边的人轻轻喊了一声“大爹爹,我们来看你了”,声音不大,在场的人却全都哭了,这个中年人叫韩京京,开国中将韩伟的儿子。
土堆底下埋着的,是一具没有头颅的遗骸,遗骸的主人是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从韩京京的父亲1992年去世算起,他找了二十一年,从陈树湘1934年冬天倒在这里算起,这座土堆在潇水边上等了七十九年,找到之后,韩京京在很多场合说过同一句话:我是红三十四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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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树湘1905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佃农家里,原名陈树春,家乡遭了大旱,父亲带着他逃到长沙小吴门外,靠种菜卖菜过日子,菜地离清水塘很近,几百米外有一幢青灰色的小院,1921年冬天,毛主席和杨开慧搬了进去。
陈树湘挑着菜从门口过,有时送进去,一来二去就跟这对年轻夫妻熟了,毛主席在长沙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陈树湘在送菜和听谈话之间接触到那些他此前没有听过的东西,一个种菜为生的少年,就这样被拉进了另一条轨道。
1925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秋收起义时他跟着队伍走,上了井冈山,从战士、班长、排长一路打上去,到1932年,闽西各县的独立团合编为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首任师长就是他,从一个挑菜进城的少年到一个师的师长,中间只隔了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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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第七师成立的时候,福建军区搞了一场军训比武,出场较量的两个师长,一个是陈树湘,另一个是独立第八师的师长韩伟,韩伟是湖北黄陂人,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十六岁,给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这些人送过信,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进军途中亲耳听毛主席讲过“坚持就是胜利”。
两个人在比武场上照了面,此后一直并肩作战,1934年3月,陈树湘出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韩伟在他手下当第一〇〇团团长,三十四师的底子是闽西游击队改编过来的,下辖三个团,每团一千七百人上下,全师五千余人,从师长到士兵,一多半是闽西子弟。
这支部队从长征一开始就走在最后面,担任全军的总后卫,主力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顶,主力停下来休整,他们还在顶,到湘江边上之前,三十四师已经打了无数场掩护仗,人困马乏,但建制还在,军旗还在。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主力抵达湘江渡口,蒋介石调了四十万兵力,从几个方向往渡口挤压,要把红军闷死在湘江以东,中革军委给三十四师的命令很明确:留在东岸,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过江。
刘伯承和董振堂把陈树湘叫去交代任务的时候,话说得直接,顶住,顶到主力全部过去,陈树湘的回答是跟全师官兵一起喊出来的那句话: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三十四师在东岸跟十几倍于己的敌人打了四天五夜,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和枪托,山上的松树被炮火烧得只剩下焦黑的枝干,人还在阵地上,主力过江的消息传来之后,三十四师已经陷在敌人的合围里,退路被切断,渡口被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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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师从五千多人打到不足一千人,又打到二三百人,陈树湘带着余部往湘南突围,在牯子江边上腹部中弹,伤重到走不动路,抬着他的担架在山路上颠,血从绷带里往外渗,人昏迷了几次又醒过来。
1934年12月,敌人把陈树湘抬上一副担架,往道县县城走,打算送到省城去领赏,担架经过驷马桥,天色暗下来,押送的人在祠堂里歇脚,陈树湘醒着,他趁看守不注意,把手从腹部伤口伸进去,把肠子掏出来,用尽力气绞断,他没有给敌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师长,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敌人割下他的头,挂在道县城门上示众,后来又送到长沙,挂在小吴门外,小吴门外就是他小时候挑着菜筐走过的地方,清水塘就在不远处,当地百姓趁夜里把他的遗体埋在潇水河边的堤坡上,堆了一个不起眼的土堆,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后来连知道这个土堆底下埋着谁的人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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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最终写了,回忆录里有一句话: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枪托跟冲上来的敌人拼,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韩伟是三十四师唯一活下来的团以上干部。
突围到最后,陈树湘命令他带师主力先走,自己带一百多人留下掩护,韩伟第一次违抗了师长的命令,说你是师长,只要你在,这个师就在,我带一百团掩护,你走,两个人争执的结果是韩伟带一百团留下,陈树湘带余部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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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伟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从宝界岭的悬崖上跳了下去,被树枝挂住,当地群众把他救了下来,他成了幸存者,但幸存这件事本身,在他心里压了一辈子,1992年,八十六岁的韩伟走到生命尽头,留给儿子的遗愿是:湘江战役,我带出来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活着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回到闽西去。
韩京京把父亲的骨灰送到了闽西龙岩,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往回找,2009年,湘江战役七十五周年,他在广西灌阳的湘江边上立了一块碑,碑面上没有字,基座上刻着两行: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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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京京在道县一带一遍一遍走访,问当地老人,查地方记载,把潇水河边的每一处堤坡都走了一遍,2013年端午节,他终于在潇水河畔的一处堤坡上确认了那座没有墓碑的土堆,底下埋着的遗骸没有头颅,跟档案里记载的陈树湘被割头示众的结局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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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鲜花、二锅头和闽西的点心摆好,身边的人喊出那一声“大爹爹”的时候,这个找了二十多年的中年人蹲在土堆前面,哭得直不起身。
后来他请雕塑家为陈树湘塑了铜像,一尊送到长沙的博物馆,一尊送给陈树湘当年带过的红军连队,一尊放在自己家里,跟父亲韩伟的铜像并排摆着,他说,就像他们当年一起打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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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京京说“我是红三十四师的儿子”,不是在替自己攀一个烈士后代的身份,陈树湘没有孩子,三十四师六千闽西子弟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后代,湘江战役之后,这支番号从红军的序列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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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幸存者的儿子,把自己算进了那六千个再也回不了家的闽西子弟中间,替他们活着,替他们记得,替他们把“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句话从1934年的湘江东岸带到了今天,陈树湘倒在驷马桥边的时候二十九岁,韩京京找到他的时候也过了六十岁。
那一声“大爹爹”,喊的是一个二十九岁就停下来的人,和一段被江水泡了七十九年才重新被人看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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