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安徽宿县双堆集,刘伯承、邓小平面对战后部队名单,最先要处理的不是庆功,而是补充兵员。中原野战军连续苦战,能够立即投入作战的兵力约16万人。可一年后,进军大西南的部队却号称60万人,数字为何变化如此之大?
关键不在于原有部队突然扩充,而在于解放战争后期的兵员补充、部队整编和战区配属同时发生。双堆集战役结束后,中野迅速转入休整,地方政府也开始动员新兵,战场上的俘虏改造工作随之展开。
黄维兵团被歼后,大批官兵成为俘虏。经过教育和甄别,其中一部分愿意参加解放军,被称为“解放战士”。这批人并非简单补进队伍,而是要经过训练、政治教育和组织审查,随后分散编入各部,逐步形成战斗力。
华东野战军还抽调了约1.5万名老兵支援中野。平津战役结束后,原傅作义部队中部分愿意留队的官兵,也被编入人民解放军。华北方面同时输送新兵,几股力量叠加,使中野很快摆脱了战役后的低谷。
廖运周率领的国民党军第110师在双堆集起义,约5500人随后被整编。豫皖苏、豫西、桐柏等解放区的地方部队,也有一批独立旅、团转入野战军序列。地方武装升级,并不是临时拉人,而是根据建制、干部和装备情况逐步完成。
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此时部队实力恢复到约28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说明,所谓“16万人”,主要指双堆集战后能立即继续作战的骨干部队,并不等于中野此后长期固定的全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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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又带来一次扩充。1949年4月20日晚,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江北各地青年参军,地方部队和支前民工中也有人员转入正规军。二野渡江后,兵力继续增加,但它并没有留在华东经营,而是接到向西南进军的命令。
有意思的是,中央军委并未把二野全部主力集中使用。陈赓指挥的第四兵团约10万人,先归第四野战军指挥,参加广东、广西战役。有人担心二野少了一把尖刀,刘伯承却清楚,西南战局不能只靠二野单独承担。
当时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仍有较大规模,胡宗南集团盘踞秦岭、川北,宋希濂集团控制川东、鄂西,云南、贵州又有地方武装。山地纵深大,交通困难,敌军若集中防守,单靠二野现有部队很难迅速打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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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央军委采取“调兵协同”的办法。一野第十八兵团约10万人由贺龙率领南下入川,四野第四十七军、第五十军等部约13万人,也被调往西南方向,作战时暂归二野指挥。这样计算,进军西南的力量已不是二野自身,而是多个野战军的合成集团。
1949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在郑州部署行动,故意造成二野将从秦岭正面进攻四川的态势。国民党方面果然加强川北防线,二野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湘西、鄂西一带,准备从东面突入。军事上的“60万人”,本质上包含建制调整和战役配属兵力。
11月1日,川黔边境战斗展开。第五兵团向贵州突进,11月15日攻占贵阳,切断敌军南撤云南的通道;第三兵团等部在黔江、彭水方向打击宋希濂集团。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重庆,西南国民党军被压缩到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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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相继起义或率部接受改编。12月27日,成都解放。西南战役历时57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约93万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部队都立即成为二野的作战部队。
陈赓第四兵团在两广完成任务后,于1950年初由广西向云南开进,重新归入二野序列。与此同时,参战的配属部队、起义部队和地方武装也被纳入西南军政体系。因此,后来所说的60万,指的是围绕二野形成的西南战区武装总量,而不是双堆集后那16万人的直接翻倍。
1950年2月9日,西南军区在重庆成立,统一领导当地部队。此后的兵力统计,还包括改编部队、地方武装和承担剿匪、筑路、边防任务的人员。原宋希濂部部分官兵被编入工程部队,参加成渝铁路建设。战场上的数字,至此转化为治理西南、建设西南的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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