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家医院扎堆亏钱,医生成批出走,病人在救护车上等不到床位,日本当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陷进这个泥潭的?
后来那场横跨八任首相的医院大改革,又究竟做对了什么?
要弄明白答案,得先把时间拨回到那个混乱的年代。
进入21世纪后,日本厚生劳动省及相关研究机构持续反思医疗体系面临的问题,其中医院经营困难、医生地域分布不均和产科等专科医疗资源不足,都是当时受到关注的议题。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期亏损带来的医院经营危机。
为应对老龄化冲击,政府推行医改控费措施,给当时的医疗机构带来了一场致命震荡。
最严重时,日本全国七成医院出现亏损,超过1000家中小医院在这轮大规模控费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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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医生离职潮使基层医疗质量迅速恶化,不仅加剧了医疗体系的全面崩坏,还演变为此后社会的主要阶层矛盾,被称为“医疗格差化”问题。
1900年前后,日本仍沉浸在泡沫经济的繁荣之中,一场蔓延全国的医院亏损潮却已悄然到来。
当年年底厚生省公布的经营数据显示,竟有三分之一的医院处于赤字状态。
此时经济泡沫尚未破裂,控费改革也未启动,日本医疗体系为何已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亏损?
最主要的原因是严重的医院过剩,这也是当时医疗机构面临的第一个危机。
1989年,日本医院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人口仅1亿的日本同时运营着超过1万家医院,比人口3亿的美国还多出3000家。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医生数量的严重短缺。
当年日本全国医生总数刚刚达到21万,人均数量不到美国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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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衡导致大量医院因人手不足而无法正常运转,经济效益十分低下。
当时全国有2000家医院的在职医生不足7人,甚至出现了所谓“一人医院”,即一家医院同一时间只有一名医师值班。
有医院却缺医生的困境,不仅让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成为日后过劳死频发的诱因,也使大量病房和设备闲置。
无论有没有足够的医生开展工作,医院的建设与运行都要承担高昂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入不敷出几乎是必然的。
在多方过度投资的推动下,日本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医疗基建浪潮。
福岛县一个仅有4万人口的小城,甚至传出三家医院同时新建住院大楼的新闻。
地方政府对过度建设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既能带来大量投资,又能成为议员竞选时宣传的政绩。
当地真的需要这么多医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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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放任的态度不仅加剧了扩张的无序,也让宝贵的医疗资金浪费在重复建设上,而没有用于培养医生。
最终,医生培养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医院新建的速度,毕竟医学生需要10年才能毕业,而一栋医院大楼只需2年就能完工。
1990年,泡沫经济破裂,日本财政迅速恶化,长期依靠政府输血的医保体系很快难以为继,连续出现巨额赤字,“医保崩溃论”一时甚嚣尘上。
亏空之所以如此巨大,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数量庞大的医院每年造成的巨额浪费。
泡沫破裂前,日本盛行以药养医模式,药品销售占到门诊收入的一半,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过度用药浪费。
在利益驱动下,医院多开药成为常态,患者自嘲看完病拿到的药和下饭的腌菜一样多。
80年代医院大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药品报销一度占到国民医疗费的40%。
面对严峻的资源浪费与医保穿底压力,破除以药养医模式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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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政府宣布实施医药分离改革,将药房从医院营收体系中剥离出去,倒逼医疗系统专注于医疗服务,而不是依靠卖药盈利。
医药分离后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改革成本由谁承担。
按照原定方案,政府将通过财政补贴弥补取消以药养医后留下的利润缺口,但实际执行出现了巨大偏差。
泡沫经济破裂后的衰退程度远超预期,厚生省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兑现原先的承诺。
以当时最重要的诊疗报酬调整计划为例,原本设想通过财政补贴大幅上调诊疗报酬标准,在10年内使医院的服务收入至少提高50%。
但改革头6年,诊疗报酬标准实际只增长了16%,后期甚至不升反降。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别说增加盈利,连逐年上涨的医疗成本都难以覆盖。
由此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悖论:改革要求医院提高服务质量来弥补收入缺口,财政却无法提供合理回报,医院陷入服务质量越高、亏损越大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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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在医疗服务定价过低的情况下,无论怎样经营都难免亏损。
据厚生省统计,改革前日本尚有40%的公立医院能够盈利,到1995年,这一比例已骤降至不足15%。
面对来势汹汹的亏损,各医院不得不采取降本增效等高压手段,占每年运营成本四成的职工薪酬自然成为压缩重点,这轮亏损潮很快演变成了降薪潮。
根据日本医师协会的数据,从1993年起,各国立医院的医师工资持续下降。
到90年代末,在国立大学工作20年的资深医师,平均年薪降到600万日元左右,仅略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年轻医师的收入更加微薄,甚至比不上普通企业应届毕业生的待遇。
90年代是日本老龄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有限的医生本就要应对越来越多的患者需求,医院为了增加收入,还不断要求医生加快接诊速度。
由于问诊过快,那个时期被患者讽刺为“3分钟诊疗时代”,即排队几个小时,与医生交流却不到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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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长期的低薪高压环境,医生们在继续廉价奉献和转行之间纷纷做出了选择。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的7年间,全国最顶尖的80所大学医院中,35岁至49岁资深医生的累计流失率高达35.1%。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经济遭受重创,政府不得不实行财政紧缩,医疗系统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当时医院每年的补助金高达1万亿日元,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而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日本显然已无力承担如此高额的补贴。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亏损的科室即便承担着重要的救治责任,也会在利润考核的压力下被优先裁减。
从1997年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科室裁撤潮在全国蔓延,首当其冲的是需要处理复杂疾病、容易亏损的外科,以及在少子化背景下的妇产科。
这些科室在日语中被称为“3K科室”,取的是工作辛苦、待遇差和危险三个词的缩写。
据厚生省统计,1997年至2005年,全国外科数量减少了16%,妇产科数量则直接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位于偏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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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室裁撤,大量医生加速逃离公立医疗系统,离职率在2003年达到顶峰。
2000年以后,“转诊死”成为日本社会的高频热词,指那些因未能被医院及时接收、最终在转运途中死于救护车上的患者。
其中最著名的是奈良县“18院拒诊案”:2
006年,奈良县一名32岁的孕妇突发脑出血,转运过程中先后遭到18家医疗机构拒绝,最终由第19家医院接收。
她接受手术并产下一名男婴,但仍在一周后不幸去世。
这一事件引发日本社会对急救转运和产科医疗资源不足的广泛关注。
此案性质极其恶劣,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民众悲愤交加,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追问责任归属。
愤怒平息之后,留下的是一个更令人窒息的问题:这18家医院真的只是出于冷漠吗?
90年代大量科室被裁撤,许多妇产医院本就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
换句话说,它们或许真的已经没有空间再多接收一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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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历时十余年、横跨八任首相的医院体系改革开始酝酿。
医院是医疗资源的调配枢纽,也是医保、医药、医疗“三医”矛盾最集中的地方,一向是改革中最难攻克的环节。
当年日本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同样值得深入探究。
到了2000年前后,烂摊子已经堆成三座大山。
医院普遍亏钱,医生成批出走,偏远地区的科室一个接一个关门。
看病越来越难,医患之间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就差一根导火索了。
2004年12月,福岛县立大野医院一名29岁的产妇在剖宫产手术中因严重出血死亡。
2006年,主刀医生加藤克彦被警方逮捕,后被起诉。
2008年,福岛地方法院判其无罪,检方没有提起上诉。
这起事件引发了日本医疗界对医疗事故刑事追责边界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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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主刀的加藤医生还是被逼着去墓前下跪,随后又被警方以过失杀人罪逮捕。
更让人心酸的是事发前的细节。
加藤早就看出手术风险高,劝过产妇转去大医院,可周边根本找不到能接收的产科。
医院常年亏损,他申请增加备用血,院长嫌库存成本高给否了。
他是方圆50公里内唯一的产科医生,抢救时身边只有一名护士。
消息传开,全国产科医生人人自危,四成多的人动了转行的念头。
说白了,加藤输给的不是一台手术,而是一个早就千疮百孔的体制。
小泉医改要啃的硬骨头就在这儿:钱紧的时候,怎么让医生愿意留下来,让病人重新信得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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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就难在医院卡在中间当夹心饼干。
上头要它配合医保控费,下面要它稳住医护队伍,自己还得想办法活下去。
医疗、医保、医药三股绳缠了几十年,这回的思路就是把死结解开,让三方往一个方向使劲,医院也得等医保和医药先铺好路才能落地。
这一等就是很多年。
2007年末,日本总务省发布地方公立医院改革指导方针,要求地方政府从2008财年开始制定五年改革计划,推动公立医院改善经营、调整医疗资源配置,并加强区域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
要是从1997年小泉当厚生大臣开始筹备算起,足足16年。
改革也没急着先折腾医院内部,而是先给全国医疗资源画格子、分层级,搞网格化管理。
道理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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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表面上是医院亏钱,根子在资源摆错了地方、用得太浪费。
80年代疯狂扩张留下的大量家底,得先盘活。
偏远地区医生跑光、设备老化,病人只好往大城市挤。
到2000年,光东京、大阪两地的中型以上医院,就接下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住院病人。
新干线越方便,大城市吸走的病人就越多,结果一头挤爆,一头空转。
1999年,东京大型医院的病床利用率比周边地区高出两成。
三级医疗圈就是冲着这个毛病来的。
后来的成绩也摆在那里:2016年日本患者满意度冲到67.5%的历史新高,不满意的人头一回少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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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能从亏损潮里爬出来,靠的不是某一剂猛药。
他们花了十几年,耐着性子拆解三医死结,把医疗资源重新摆到该在的地方。
国内不少医院眼下也面临病床过剩和转型的压力,日本走过的这段弯路和后来的解法,都很值得细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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