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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史册中,“楼兰”二字不过是一粒沉沙。它本只是汉代罗布泊西岸的一座西域小邦,最早出现于匈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的一封书信中。然而,或许是因为“楼兰”二音带有一种独特的韵律感和梦幻气息,又或许是因为自东晋朝以后,这座一度繁华的西域枢纽便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于是楼兰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成为遥望的对象,进入历代史官与文人的旧梦。“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镌刻在诗句中的楼兰,寄托着古人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梦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晓露今年推出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以百年楼兰探险考古历程为经,以丰富的考古遗存为纬,织就一幅“失落之城”的学术长卷。在她的笔下,我们跟随数代中外学者的脚步,在风沙蔽日的罗布泊捡拾历史的碎片,一窥古城的遗迹、古人的面目。若再辅以其他视角的历史著述,则会愈发清晰地看见,这座西域“蕞尔小国”并非孤岛,而是东西方文明交汇贯通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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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陈晓露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出版
傅介子“斩楼兰”
李白给后世留下六首《塞下曲》,其中第一首如下:“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首诗将唐人渴望效仿前人开疆拓土、建功西域的进取心描绘得淋漓尽致。那么,唐人追忆的“斩楼兰”“刺楼兰”,究竟是一起怎样的政治事件?
汉昭帝年间,在匈奴的支持下,楼兰屡次截杀汉使、阻断丝路,成为汉朝西域一大边患。据《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早在元凤初期,傅介子就曾赶赴楼兰,问责楼兰王。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傅介子主动请缨,在向大将军霍光献计后,携金钱财物出使,扬言奉天子之命赏赐诸国。楼兰王贪恋汉物,前来赴宴。酒酣之际,傅介子以“天子使我私报王”为由将楼兰王诱入帐中,埋伏的壮士从后刺杀,楼兰王立毙。随后,傅介子持其首级警告楼兰贵胄:“汉兵方至,毋敢动,动,灭国矣!”
最终,傅介子携楼兰王首级返回,在长安城北门悬首示众。汉昭帝嘉其功,封义阳侯,食邑700户。此外,改立汉朝质子尉屠耆为王,并将楼兰国更名为鄯善。就此,“楼兰”作为一个国家的官方名称就终结了。尉屠耆向汉朝请示派兵在伊循屯田,最终修建了一系列的塞防体系,保障了丝路南道的畅通。陈晓露在书中评价称,傅介子斩楼兰,为匈奴势力退出楼兰以及中原和西域联系的加强,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西汉经营西域是“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傅介子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闪亮一环。
在《“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中,作者马丽介绍了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一枚汉简。这枚木简下部略有残缺,但简文内容仍清晰可辨:“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该简为敦煌郡下发给悬泉置的文书,要求接待东去长安的楼兰王一行人。简中的“柱敦”是专门用于拴马的柱墩,相当于古代停马的场所。虽然该简文并没有具体的纪年时间,但从简文记载的“楼兰王”字样可知,此简的时代当早于汉昭帝元凤四年,即在楼兰改名为鄯善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史书中没有关于楼兰王亲赴长安的任何记录,仅记载西汉时期楼兰王曾分别送质子到匈奴与汉朝,向两面称臣。因此,该简文为汉朝与楼兰的交往史填补了重要资料,对研究悬泉置的传舍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
“楼兰美女”今安在?
楼兰出美女,这是古今中外不约而同的共识。据《晋书·张骏传》记载,前凉时张骏攻打西域,“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晋书》中的“鄯善”就是楼兰,而这位“号曰美人”的楼兰姑娘,成为了动荡政局中的一个筹码。
今人口中的“楼兰美女”,却是另有其人。1979年,中日合拍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丝绸之路》,楼兰考古由此重启。王炳华率队先从北边地面进入楼兰,发掘出了后来声名远播的“太阳墓地”——古墓沟。1980年,考古队兵分两路。东支考察队由穆舜英率领,自敦煌西行至楼兰,这也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行进路线。在罗布泊北端铁板河河湾,这支队伍抢救性地清理了一座古墓。墓主人是女性,身长约1.5米,黄褐色的头发蓬松地披在肩上,瘦削的脸庞上是尖尖的下颏、深陷的眼眶与笔挺的鼻子。仅从面部判断,就能看出印欧人的体貌特征。这组镜头在日本播出后引起轰动,人们还制作出这具女尸的头部复原图,称其为“楼兰美女”。不过,在这位“楼兰美女”生活的时代,楼兰王国尚不存在,所以此美女非彼美女。
那么,楼兰女性为何以美著称?陈晓露在书中提到,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如铁板河女尸所呈现的那样,楼兰人具有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等西方人体质特征,因而被相貌偏向扁平的东方人视为美。
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980年楼兰考古西支考察队负责人侯灿所著《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凤凰出版社2022年出版),书中记述考察队在古城城郊的平台墓地与孤台墓地发掘出一组人骨架。他们选取六块头骨进行测定,其中包括五个欧洲人种类型和一个蒙古人种类型。侯灿据此推测,在古楼兰地区的种族组成中,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占相当优势。陈晓露认为,目前对楼兰古人的体质人类学观察结果,都表现出此类混合特征,无法用简单的“欧罗巴人种”或“蒙古人种”来定义,用现代人种标准去划分古代人类体质类型,在方法上存在局限。
近期出版的《斓锦残简显春秋:西域文物手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出版)一书中,作者王炳华揭开了“楼兰美女”的另一层面纱。他表示,铁板河女尸确实可以称得上“美女”。可以想象,不论她当年站在什么地方,都是相当吸引眼球的。然而,躺卧在土穴中的她,身上裹着千疮百孔、破损不堪的粗毛布,头上、身上散落的灰白色碎屑竟是体虱的遗体。王炳华据此指出,人们对古代世界存在一种幻想:虽然生存不易,但人人劳作,人人协力,共同生活,共同消费,定会是一个让人怡情养性的惬意世界。但诸多细节显示,楼兰美女生存得实在艰难,困苦气息充溢四周。空气中弥漫的沙尘,加上燃柴烧火产生的细微碳尘,都是她40岁左右离开人世的原因。
希腊酒神的“东渡”
自西汉开通丝绸之路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楼兰一直是敦煌以西通向西域各地区的最重要交通枢纽,因而承担着文明交流、文化交融的作用。这一点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早期佛教寺院主要保存在西域地区,而在这些寺院中,保存相对集中、年代又较早的,就位于楼兰地区,属于汉晋时期的鄯善王国。
鄯善出土的佉卢文文书记载了当地佛教徒的真实日常生活,其中的大量细节揭示出鄯善佛教呈现高度世俗化的特征。有意思的是,许多文献明确提到了酒在当时僧侣的生活中十分常见。比如第655号文书描述了僧人佛陀尸罗及其子将一块土地卖给另一名僧人,这块土地上有葡萄园,可以用来酿酒;第358号文书则提到,寺主在浪费自己领地上的酒肉。对于这一现象,陈晓露认为,一方面可能是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所致。鄯善位于沙漠绿洲,自然条件恶劣,酿酒是重要的谋生手段,而饮酒可以御寒。另一方面,鄯善佛教对于饮酒的看法,可能来源于犍陀罗地区。
犍陀罗的核心区域在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孙英刚、何平合著的《犍陀罗文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介绍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将希腊文明带入此地,为其打上了深刻的希腊化烙印。然而,孤悬海外的希腊人虽努力维系自身文化,却也不得不面对本土宗教与文明的强大影响。他们既使用希腊文,也通行佉卢文;既信仰希腊神祇,也接纳当地神祇。阿育王时代,佛教传入犍陀罗,希腊人很快接受了这种宗教,并将其文化元素注入其中。也就在此时,印度原始佛教戒律中对于酒的严格抵制态度,因为希腊文化的影响,经历了一次显著转变。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可以看到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形象和“大酒神节”图像的频繁出现。许多石雕作品中,酒神被塑造成了卷发、大胡子的典型西方人形象,这无疑是对希腊艺术风格的直接借鉴。
公元1至4世纪,贵霜帝国崛起于中亚和印度广大地区,成为介于罗马、汉、安息三大帝国之间的重要力量。贵霜帝国为不同文明传统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环境,丝绸之路的经济繁荣则为宗教信仰与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贵霜虽然护持佛法,但希腊、伊朗、印度等地的神祇在信仰系统中仍扮演重要角色。而随着贵霜人的东迁,他们将犍陀罗地区“大酒神节”这一独特的文化元素带到了东方,尤其体现在鄯善的佛教艺术中。在鄯善壁画墓中,出土过这样一件彩绘绢衫:在其胸襟处,手工描绘了一尊人像,其创作手法明显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关于人像的身份,许多研究者最初认为这是一尊佛像。然而,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人像头顶中部所佩戴的头冠与佛像的肉髻有着明显区别,其左手所持的杆状物以及所穿的服饰也不见于佛教艺术。陈晓露指出,基于以上特征,可以判断绢衫上绘制的更可能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而人像所具有的头光、背光以及脚踩莲花等特征,则很可能借鉴自佛教中的俱毗罗形象。由此可见,在楼兰古城之中,希腊文明与印度文明曾以酒为媒介,在这片丝路要冲上展开了一场无声而深沉的对话。
原标题:《楼兰:沙埋千年的“失落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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