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李欣媛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得了绝症的父亲和女儿偷偷溜出医院,他们走过中国香港地区、中国澳门……开启了一场疯狂又有趣的旅行。但这场旅行真的发生过吗?
由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的电影《我阿爹想旅行》自香港地区上映以来,每一场谢票映后,观众都会抛出这个问题。在前不久的2026年金鸡华语影展的展映映后,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导演黄绮琳和黄锎相视一笑,把问题抛回给所有观众,“多少人觉得是现实,请举手。“他们又接着问,”多少人觉得是幻想,请举手。”至于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两人始终没有说。
首映之后,当界面文娱再次问到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希望电影给观众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与其揭晓真相,让观众保留各自的理解要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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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图源:界面新闻记者 李欣媛拍摄)
对黄绮琳而言,幻想还有一层更为私人的意义。父亲在她的首部长片《金都》上映前离世,这段经历成为《我阿爹想旅行》的创作缘起之一。
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死亡令黄绮琳感到恐惧。小时候,她害怕生命终结之后的一无所有,但随着年纪增长,身边长辈陆续离开,死亡成为切近的现实,让她开始有了直面的勇气。创作《我阿爹想旅行》的过程,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答案”:“在幻想的国度里,我与你同在。”即使肉身消逝,人仍然可以存在于他人的记忆与想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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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阿爹想旅行》虽然涉及生死议题,但并不一直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影片反而充满了港式喜剧的趣味感。近年来,死亡与喜剧元素在银幕上的结合并不罕见,《人生大事》以市井喜剧切入殡葬行业,《破·地狱》在传统丧葬仪式与家庭关系中保留了一丝幽默,它们都以不同方式打破了一种惯常的叙事期待。
在黄绮琳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新近形成的创作潮流,“生死是永恒的议题,再沉重的电影也难以超越现实本身。”相比如何赋予死亡宏大的意义,他们更在意的是,如何让电影本身足够有趣。
01 创作不是数学题
《我阿爹想旅行》里由张家辉饰演的莫镇强算不上一个理想父亲,他冒失、爱说教,可他又有一些孩子气的幽默,身上还有一点冒险精神。黄绮琳记得,剧本完成后拿给大家看,监制张婉婷觉得莫镇强是个“可爱的男人”,但也有人认为他“有点讨厌”。黄绮琳并不介意这种分歧,“我就写我相信的人物。”
类似的人物也曾出现过在他们之前的作品里,比如《金都》的Edward,一方面他体贴照顾张莉芳,为两人的未来打拼,另一方面他始终不能真正理解张莉芳的处境。黄锎对界面文娱回忆,创作时他们甚至有意削减Edward过于可爱的部分,否则张莉芳想要离开他的动机便可能显得不够充分。但后来他们发现,即便经过调整,仍然有人喜欢Edward,也有人认为张莉芳应该尽早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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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金都》(图源:豆瓣)
人物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在这些无法统一的判断之中。“创作不是数学题。”在黄绮琳看来,人物不能按照优缺点的比例分配。创作当然需要调整,但并非依据预设的道德标准,而是人物的行为与情感能否成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阿爹想旅行》没有将父女关系塑造成一种标准化的亲情模式。尽管影片来自黄绮琳对父亲的怀念,她却不愿将父女关系理解为一种固定的相处方式。在她看来,人与人的联系往往包含多种元素,父女之间可能有亲情,也可能有近似师徒的关系。仅仅因为两个人拥有父亲与女儿的身份,并不足以解释他们之间的一切。
这种对复杂性的尊重,也延伸至两位导演对电影叙事的理解。《我阿爹想旅行》始终徘徊在真实与幻想之间。有些情节显然超出了日常逻辑,有些场景却又具有现实质感,电影并不提供明确的分界线。
拍摄过程中,两人曾与摄影师讨论起《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那只老虎,“如果那个老虎是真的,那就太好了,但是如果是真的,它走掉也太令人伤心了。我们希望电影就像这样,能一直带给大家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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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图源:豆瓣)
黄锎珍惜这种持疑。在他看来,如今不少影视内容习惯于把信息解释得过于清楚,甚至像短视频解说那样,直接告诉观众应该注意什么。相比之下,他更怀念过去观看电影的经验,创作者不必替观众完成所有判断,观众可以自由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部分。
为了保留这种观看的乐趣,黄绮琳和黄锎总是有意给观众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金都》里的张莉芳最终到底是怎样的婚姻选择?《填词L》里的罗颖诗后来成为填词人了吗?这些悬而未决的结尾想象往往取决于观众,“相信有‘老虎’还是不相信有‘老虎’,是取决于你是怎样的人。”黄绮琳说道。在他们看来,人物经历了什么、如何重新认识自己,远比故事最终给出一个怎样的结果更重要。
对黄绮琳和黄锎而言,电影可以不提供明确的答案,却不能失去吸引观众看下去的趣味。《我阿爹想旅行》的剧本经历约五年的开发,修改了十几稿,有一版,他们安排父女俩在黑社会面前表演漫才,有一版,莫镇强需要在山上与黑熊搏斗,拯救家人。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构思最终都没有进入成片。黄绮琳坦言,原因很简单,写出来不好看。两人对“好看”有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
即便进入拍摄阶段,剧组仍不断寻找更有趣的表达。张家辉会反复琢磨每场戏有没有可以发挥的笑点,导演和演员也会在现场讨论一句对白怎样说、一个动作怎样做,才能让人物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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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阿爹想旅行》(图源:豆瓣)
“我们其实不是幽默,只是很怕闷的。”黄锎的这句话解释了两人的电影趣味。严肃的主题并不自动赋予作品价值,真实的生活经验也不意味着电影可以放弃叙事上的创造力。黄绮琳开玩笑地告诉界面文娱,后期剪辑时,他们需要把同一部电影看上十几遍,如果连自己都觉得无聊,又怎么能要求观众喜欢?
02 梦想不会被实现的
黄绮琳记得,一位编剧前辈曾告诉她,故事大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吸引观众:一种是幻想,让观众看到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另一种是共鸣,让观众在人物身上认出自己。她更倾向于后者。
普通人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在黄锎看来,所谓“普通人”本就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倘若只看外在身份,每个人似乎都很普通,但只要足够深入观察,任何人都可能拥有与众不同的一面。电影不必将普通人改造成英雄,只要能发现他们原本就具有的复杂性就足够了。
在他们的电影里,普通人的生活往往围绕着某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展开。《金都》里的张莉芳渴望拥有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却始终受到现实关系的牵制;《填词L》中的罗颖诗一心想成为填词人,不断争取,也不断经受挫折。在《我阿爹想旅行》里,梦想依旧是以一种落空的方式存在,曾做过群众演员的莫镇强怀揣着明星梦,余生碌碌无为,留给他的只有一招听起来像笑话的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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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阿爹想旅行》(图源:豆瓣)
这些角色并非传统电影中凭借个人意志克服困难,最终改变命运的英雄,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努力维持生活,在有限的条件里争取一点自己渴望的东西。黄绮琳坦言,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考虑人物有没有梦想,只是身边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
“梦想没有实现,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不成功。”在黄锎看来,梦想与目标本来就是两回事。目标有明确的终点,可以通过努力逐渐接近,而梦想却始终存在于更远的地方,为人提供持续向前的动力。甚至,黄绮琳会觉得,梦想最好不要被真正实现,因为一旦实现,它便成为已经完成的目标,失去了继续让人向往的意义。“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人能够拥有梦想,已经是一件难得的事。”黄锎说道。
这也让《填词L》那句“恭喜发梦”有了另一层意味。罗颖诗未必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填词人,但在漫长的追梦过程中,她已经获得了某种难以被外部评价取代的经验。所以,电影最终没有进一步安排她歌曲爆红,继而事业腾飞的情节。在传统励志电影中,这样的结局或许不够痛快,但对黄绮琳和黄锎来说,人物已经得到了足够好的回报,再让她获得更大的成功,反而会使故事失去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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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填词L》(图源:豆瓣)
某种程度上,这也对应着黄绮琳和黄锎自己的电影创作。尽管《金都》和《填词L》让他们获得关注,两人却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梦想。对黄绮琳而言,她更在意能否持续进步,而不是抵达某个具体成就。
《我阿爹想旅行》便是朝梦想迈进的一次尝试。与此前更多取材于个人经验的作品相比,黄绮琳和黄锎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探索商业类型片的创作方式。黄绮琳并不讳言其中的变化,《填词L》使用自己的资金拍摄,他们可以相对任性地决定想拍什么,但当一部电影涉及更多投资时,如何让作品被观众接受、让制作成本获得回收,就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她看来,拍商业片也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艺。导演不仅需要有表达欲望,还需要具备将想法转化为能够吸引观众的电影的能力。但她并不认为商业性与作者性天然对立,一部电影可以保留创作者的个人表达,同时让更多观众愿意走进影院。
而所谓商业化,也并不是简单地抹平个人经验,而是寻找一种能够让私人感受与更多观众发生联系的表达方式。黄绮琳提到,曾有评论认为这样评价她——一旦离开自己的生活经验,便很难将故事写得深入。对此,她并不完全认同。“我没办法去写自己不认知的东西。”她认为,创作未必需要事事亲历,却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理解之上,即使面对陌生的题材,也可以通过调查、研究与想象进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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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阿爹想旅行》(图源:豆瓣)
不过,导演能够拍摄什么样的电影,除了个人兴趣与创作能力,也受到现实生产条件的制约。
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成熟的商业电影公司掌握资金、演员与发行资源,导演往往需要按照市场需求拍摄类型片。如今,许多新人通过电影学院、剧本比赛或电影扶持计划进入行业。黄锎告诉界面文娱,有限的预算与首部长片的创作压力,使年轻导演更倾向于选择熟悉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拍摄类型片的兴趣,而是入行路径与制作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电影的生产方式变了,导演与市场的关系也随之改变。黄绮琳曾将当下香港电影的创作与发行生态比作“独立出版”。相比过去相对明确的工业分工,年轻导演如今需要更深入地参与电影的生产与推广。她和黄锎的三部长片,便都由两人深度参与宣传发行。
这种变化让创作者获得了更多自主权。导演最了解自己的作品,也更清楚应该以怎样的角度与观众沟通。相比传统发行公司相对标准化的营销方式,创作者亲自参与宣传,反而能够找到更贴近作品的表达。
但自主权的另一面,是工作边界的不断扩张。黄锎坦言,参与宣传发行令人疲惫,如今导演需要照顾剧本开发、拍摄制作乃至发行的各个环节,留给新创作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我阿爹想旅行》自2020年开始筹备,直到2026年上映,相关工作仍未完全结束。
一部电影可能耗费数年心血,最终能获得多少观众的认可,却始终难以预料。那么,对于黄绮琳和黄锎而言,创作过程中的满足感与作品完成后的掌声,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面对界面文娱的这个提问,黄绮琳和黄锎玩笑说:“不能两个都要吗?”
“掌声毕竟是创作者无法控制的事情。相比之下,创作当下的快乐更加真实。”在他们看来,对于电影这种集体创作而言,自己和团队都足够尽兴,那已经是一种值得珍惜的收获,“最起码我们会给自己掌声。”这两位合作多年老友对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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