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星 臧辰蕾
车子从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驶出,沿着乡间道路朝老虎岭水坝遗址开去。王宁远望着窗外,忽然说了一句让人愣住的话:“我们现在是在水里。”
见我们没反应过来,他抬手比出一个高度,补充道:“5000年前,这里的水漫到这些树顶。”
车子分明行驶在陆地上,可经他这么一说,仿佛真的看见5000年前漫卷而来的一片汪洋。2026年,车窗外林木葱茏,我们正“行驶”在当年良渚古城的水底。
“良渚是水的王国。”王宁远说。良渚先民筑坝拦洪、开渠引水、驾舟出行,一切都围绕着水展开。这套庞大而精妙的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赖以立足的根基。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90年,一个人从出生到耄耋,但对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而言,不过是被轻轻揭开的一层时间封印。作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与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用26年光阴,见证了良渚考古的一次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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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航拍全景。图片来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读懂良渚的三个关键词
如何读懂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国?王宁远给出三个关键词:城、坝、玉。
城,是规模,也是秩序。站在良渚古城的中心与制高点——莫角山宫殿区,良渚的格局一目了然。王宁远认为:“良渚先民最了不起的,就是大空间的规划与建设。”约5000年前,良渚先民已经开始对100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进行整体规划。
良渚古城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明清故宫。最中心是宫殿区,外层是内城,再外面是外城。这与后世都城“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类似,是区分社会等级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源头,影响中国都城营建数千年。
坝,是工程,也是组织。站在老虎岭水坝的断面前,草裹泥的痕迹层层叠压,纹路清晰地展现在眼前。5000年前,良渚先民就地取材,用芦苇、茅草包泥垒坝,这就是草裹泥工艺。靠着这套巧妙的筑造方法,宏大的水利工程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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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岭水坝遗址上的“草裹泥”痕迹。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所在的杭嘉湖平原雨水充沛,却旱涝分明。先民因地制宜,在平原开挖环壕,在山口修筑水坝,调控水源、防洪抗旱。王宁远指出:“当时的世界,极少有这样成体系、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
这套水利系统远比想象的精巧。除高坝、低坝之外,还有蜿蜒如龙的分水设施,把长堤后方的水域分隔成多个独立水区,实现分区蓄水、灵活调度,兼顾防洪、灌溉与水运,把木材、石料、粮食等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古城。一座水坝的背后,是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更彰显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
玉,是器物,更是礼制。玉琮、玉钺、玉璧,以及反复出现的神人兽面纹,构成良渚独特的玉礼器系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玉器,器物规格对应等级与权力。这套礼制体系向外扩散,成为后世中华礼制的重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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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城、坝、玉,共同搭建起良渚文明的骨架。依托这些遗存,原本抽象的文明概念变得可触可感,见证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早期形态。
良渚是一个新世界
古城建起来了,数以万计的先民如何共处共生?在王宁远看来,这是读懂良渚更深一层的问题。
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先民逐渐从山地、岗地向平原迁移。“良渚古城的人口,是跨文化区汇聚而来的。”王宁远解释,良渚堪称一座早期“移民城市”。小型聚落,依靠血缘便可维系;但当大量互不相识的人涌入同一座城市,旧有的社会组织模式,再也难以支撑复杂的共同生活。
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秩序。王宁远介绍,随着环境考古、植物考古、人骨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等多学科不断介入,一个远比过去想象更加丰富的古代社会,慢慢清晰起来。城中居民以贵族、宗教人士为主,城市的外围聚落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有的专事稻作生产,有的琢玉、制石、煮盐。考古显示,城内不种植水稻,粮仓却储藏着多达20万公斤的稻谷。他解读,良渚的运转模式是:粮食和资源持续向中心城市汇聚,城市生产的手工业品向外流动。
散落各处的聚落不再孤立隔绝,织成一张庞大而紧密的社会网络。“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新石器时代的想象。”王宁远感慨。在良渚,一套早期国家的制度框架、礼制秩序、社会准则与管理体系已然成型。
很长一段时间,一些西方学者以“文字、金属、城市”的三要素判定文明,否认“中华文明五千年”,主张只有到距今3000多年甲骨文出现的商代,中国才算进入文明。良渚则提供了文明判定的“中国方案”,以城市、阶级、王权国家为核心标尺,证明5000多年前中国已形成早期国家。
“良渚是一个新世界。”王宁远总结。这个“新”,不只在于城池规模宏大,更在于先民突破了血缘聚落的局限,建立起全新的社会分工、治理秩序与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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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复原图。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越“看”越大
90年良渚考古,也是中国考古观察尺度不断扩大的90年。从一个陶片,到一处遗址;从一个遗址群,到一座都邑,再到一个广阔的古国社会,90年间,良渚越“看”越大。
如今,科技又给考古增加了一双新“眼睛”。卫星影像、航空遥感、无人机、地理信息系统,与田野调查、钻探和发掘相结合,逐步形成“空天地数一体化”的大遗址考古方法。王宁远表示,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后,良渚所有结构性研究,都离不开遥感与地理信息的支撑。古城外郭、水利系统、反山院落等新发现,很多线索都来自遥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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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遥感影像中发现的水坝。图片来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依托这套观测体系,王宁远团队在良渚最高等级贵族墓地——反山王陵东侧,复原出一座椭圆形高等级建筑的三维模型。它与贵族大墓、院墙构成一组遗存,提示良渚可能已经出现最早的陵寝制度。反山王陵及周边共发现6处同类院落,研究它们有助于理清良渚的社会与人群关系。
人工智能也成为新的探索方向。王宁远团队尝试用机器识别疑似水坝,在海量地形数据中捕捉线索。“目前样本仍不充足,我们会继续完善,等识别准确率稳定在八成以上,就可以投入使用。”团队计划赴周边省份扩充样本,提炼快速识别方法,形成“中国范式”。
技术不断拓展考古的边界,但王宁远始终强调:科技只提供线索,解密终究要回归田野。科技,让考古看得更远;田野,让历史落得更实。
回望来路,1936年至1986年,良渚考古还停留在点状积累。1986年反山、1987年瑶山相继被发现,前辈学者提出“遗址群”概念,开启大区域考古的视野。王宁远这一代考古人的核心贡献,就是依靠系统考古,拼出良渚古国的完整格局——方圆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城址、水利、聚落有序分布,水系、人居、资源流转清晰可辨。
良渚遗址已发现400多处遗址点。王宁远推测,良渚古城兴建之前,这片土地或许还存在更早的古城。良渚文明,并非文明的起点,只是一段发展高度成熟的文明截面。
既然遗存丰厚,为何不大规模发掘?王宁远坦言,地层一旦揭开,原始状态就无法复原。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同一份遗存,未来或许能读出当下无法获取的信息。“既要满足今天的研究,也要把更多遗址留给未来。”
新一代力量正在接续成长。良渚第四代考古人以80后、90后为主,横跨地理、环境、信息、化学、生物等多个学科,为传统考古注入新活力。有一名程序员放弃高薪投身考古,“他觉得写代码,不如挖土有成就感。”王宁远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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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古城遗址世界遗产监测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实验室工作。图片来源: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从施昕更背着书稿躲避战火,到牟永抗、王明达在田野发掘中勾勒文明脉络,再到王宁远这一代用卫星遥感解译5000年前的“源代码”——四代考古人,用90年光阴,剥开时间的封印,让五千年古老文明重见天日。
王宁远把良渚考古团队的传统概括为八个字:立足田野,仰望星空。他这样阐释:“考古需要沉下心、弯下腰,在田野里找碎陶烂石,但心里装的是五千年,是一个文明从哪来、到哪去的追问。坛坛罐罐是日常,星辰大海是方向。”
沧海桑田,昔日万顷水泽,如今满目青绿。大地深藏的文明密码,仍在静静等候我们,继续探寻“何以中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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