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海,陈赓奉命考察一名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那间屋子布置得很讲究,桌上摆着精致物件,主人谈起自己的经历时,却不断抱怨生活清苦、经费不足。陈赓没有急着表态,只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在心里。
这个年轻人名叫李士群,浙江人,早年家境贫寒。靠着母亲勉力供养,他读过私塾,后来进入上海大学。那时的上海大学汇聚了不少进步知识分子,许多青年在这里接触到新思想,也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士群的确有才华,能写文章,反应快,善于交际。大革命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年前后赴苏联学习。那段经历原本可以成为政治上的起点,却也让组织开始留意他的另一面:他很在意个人处境,对未来的得失格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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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本人曾在苏联学习过,知道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却很少听到真正参加革命的同志把困难挂在嘴边。李士群一见面便说:“在那边吃不好,也睡不好。”陈赓只是顺着问:“回国以后呢?”李士群接着抱怨补助太少,认为组织没有给他足够的待遇。
话说到这里,考察的重点已经不在房间摆设,而在人的取舍。
当时的地下工作环境极其危险,许多同志连公开身份都没有,日常生活更谈不上安稳。李士群却把个人待遇看得很重,对革命前途也缺少坚定判断。陈赓后来向周恩来汇报,认为此人一旦遭遇重大压力,很可能动摇,甚至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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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断并不是凭空下结论。一个人的立场,往往藏在不经意的抱怨里,也藏在他面对风险时首先想到什么。李士群谈论的不是如何完成任务,而是自己能得到多少、会不会吃亏。这样的性格,在顺境里未必显眼,到了生死关头便容易暴露。
组织没有立即处理李士群,而是安排他从事相对外围的工作,让他以记者身份活动,避免接触核心机密。这个决定很谨慎,也说明当时并没有足够证据认定他已经变质,只能通过实际工作继续观察。
1931年,李士群被捕。妻子叶吉卿曾设法营救,使他暂时脱险。这样的经历本应让一个地下工作者更加坚定,可李士群受到惊吓后,心态逐渐发生变化。1932年,他再次被捕,这一次面对中统审讯,很快选择了投降。
四年前陈赓的担忧,终于有了结果。
投靠中统后,李士群并没有得到重用。由于掌握的核心情况有限,他只能做些文字工作,替国民党方面编写攻击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材料。对一个自视甚高的人来说,这种位置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他还试图两面下注。一方面向中统证明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设法与共产党方面保持联系,企图为自己留下退路。后来,他与同样有过叛变经历的丁默邨接近,二人相互利用,逐渐成为特殊环境中的合作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的选择更加彻底。他通过日本方面的关系返回上海,为侵略者搜集情报,并与丁默邨共同筹建特工机构。1939年,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在上海建立,后世所称的“七十六号”,便成为迫害抗日人士和普通民众的场所。
有意思的是,李士群并非没有能力。他懂得组织人手,也善于经营关系,还能利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利。问题在于,这些能力始终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对他而言,政治立场可以改变,效忠对象可以更换,唯一不能放弃的是权力和个人安全。
这种人即使投靠强者,也很难真正获得信任。日本方面利用他搜集情报,汪伪集团借助他的机构清除异己,但双方都防备他的野心。李士群在内部争斗中不断扩张,最终引起日本人和汪伪高层的不满。
1943年,李士群在苏州参加宴会后中毒身亡,年仅三十六岁。关于具体下毒经过,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死于日本方面安排的毒杀,已成为较为公认的历史结局。曾经反复更换门庭、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大义之上的李士群,最终也没有逃出自己所依附的权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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