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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涛:素朴论、感伤论——谈席勒理论在中国文学脉络中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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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第十章题为Towards the Height of a Refined Culture-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就是“北宋:臻于顶峰的高雅文化”。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张教授对宋诗有总体概括,他说:

……宋代诗人则看似更为保守自抑,但他们的观点与思考可能相对更加深刻成熟,呈现出一种世故的精密老练,而在形式上的表达方式也相应地更为间接、复杂而启人深思。宋人倾向于在作品中论证观点甚至展开哲学讨论,形成了宋文学与唐文学的重要区别之一。

用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话说,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唐诗是“素朴的”(naïve),而宋诗是“感伤的”(sentimental),虽然从唐至宋的连续性确实与二者的差异性同等重要。在宋代,诗歌仍然是文学表达的主要形式,尽管词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一般视为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中译本页286)

看到“宋诗是‘感伤的’”这一说法,笔者心中纳闷。

在张隆溪教授的英语原著中,谈及席勒的那句话是这样的:

… We are almost tempted to think of Tang and Song as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in poetry as Friedrich Schiller famously proposed, ...”

张教授既然说“...We are almost tempted to think of… ”,那么tempted to 多少有“承上文,我们几乎会认为……”的意味,所以,“宋诗是感伤的(sentimental)”这样的结论,是怎样承上文得出来的? “唐诗是素朴的”这说法也不能配合张教授前文(前面涉及中、晚唐的章节)所写,例如,对中唐的韩愈,张教授评说:Like Meng Jiao, Han Yu used some archaic, unfamiliar words and images (p.148)。



张隆溪著、黄湄译《中国文学史》,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

所谓archaic, unfamiliar就是韩愈诗的用字古旧又生僻难解,那样的诗又怎能说是“素朴的”?

晚唐李商隐的诗篇也不见得“素朴”,例如张教授就说李商隐many of his poems ambiguous and multilayered (p.178)。说的是李商隐诗多歧义、难有定解。

因此,张教授引 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言论,到底想表达什么?虽然张教授语焉不详,但评论者对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援引席勒看得很重,誉为:“(张教授的)跨文化阐释”(《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新尝试――张隆溪的“中国自主意识”》,腾讯网“澎湃新闻”2025年3月6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50306A066DQ00 )。



高步瀛《全本唐宋诗举要》,中国书店2011年版。

席勒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 和“魏玛古典主义”(Weimar Classicism)的重要剧作家、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席勒的二元论,适合拿来套用在唐、宋诗上?黄湄的翻译,出了问题?

黄湄译文的水平如何?

“唐诗是‘素朴的’(naïve),而宋诗是‘感伤的’(sentimental)”见于黄湄的译文,我们只读中译本的话,很难理解何以唐诗得到“素朴”的总评,而宋诗之中到底有多少是“感伤的”。

那么,是不是黄湄的翻译出了问题?黄湄女士的翻译水平如何?

张隆溪教授对黄湄译文许以“忠实”“流畅”的好评,他说:“黄湄女士自己喜爱中国文学,有丰富的翻译工作经验,她的译文忠实而流畅,使我这本书能够在国内也能与读者见面。 ”(中译本序第6页)。话虽如此,下列的对应(equivalents):

‘素朴的’(naïve)  ‘感伤的’(sentimental)

属于“忠实”的译文吗?张教授没有提供更详细的意见。因此,要回答“是否忠实”这问题,我们只好翻查张教授的英文原著,看上文下理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张教授的原话(p.191)如下图所示:



可见,黄湄笔下的“感伤的”,其语义和张教授在上文所说的 to 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 完全不能吻合。

简单说,现况就是:张教授那句 We are almost tempted to think of … 是承接上文而作总结,整体而言是上下贯通的(coherent),而黄湄译文(“我们几乎可以……”)却呈现了理路断裂。



黄湄的中译

由于中译本上那“素朴的”、“感伤的”跟上文不搭,上下无法扣合,所以,那句“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显得突兀、没有道理可言。

原来,张教授说的to 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 是指:宋人有时候写诗来“发议论、讲道理”(这意念,可能取自钱钟书先生的论著。请看下文。) 但是,to 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 怎么会导向(黄湄所说的)“感伤的”呢?读者这回肯定是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就是“理路断裂”之所在。宋诗尚理,和“宋诗是感伤的”哪有关系?

关键是:张隆溪教授援引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的 sentimental, 如果不是指“感伤的”,却是什么?

张隆溪教授没有解释为什么提及 sentimental的说法。读者如果想了解其中原委,须自行探索。



《席勒文集》

黄湄做张书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参考过前人的译文?有没有前贤译介过席勒的二元论?笔者翻查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看到朱光潜讨论席勒: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页338。

由上面的截图可见朱光潜讨论席勒,也提及“素朴的”“感伤的”。  从“素朴”而非“朴素”、“感伤”而非“伤感”这点看,黄湄译法和朱光潜的用字法完全相同,那么,黄湄参考过朱光潜译文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也就是说,黄湄的译法,可能是有所本的。

现在的问题是,“素朴的”“感伤的”代表什么? 席勒的德语原话是什么?

从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我们知道席勒在1795年发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席勒是德国人,他的文章很可能用德文撰成。

原来,席勒1795至1796年间发表的著名美学论文 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文中,他将人类的诗歌与文学创作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

到了2009年,帕慕克(Orhan Pamuk,2006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应哈佛大学邀请,发表六场诺顿系列演讲,当时帕慕克(Orhan Pamuk) 直接挪用席勒的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也就是我们讨论的 naïve /sentimentalisch 这一组美学概念。Pamuk 将原本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翻译成英语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  帕慕克把席勒用于诗的分类转移到小说创作、小说家与读者的层面,写成一本书。



rhan Pamuk, 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2016年版。

帕慕克特意提醒世人:德文 sentimentalisch 不是日常的“多愁善感”,而是反思性、自觉的意思。

换言之,席勒所说的sentimentalische(源语),有它特定的语义内涵。

帕慕克解释道:

The word sentimentalisch in German, used by Schiller to describethe thoughtful, troubledmodern poet who has lost his childlike character and naïveté, is somewhat different in meaning from the word ‘sentimental,’ its counterpart in English.(Orhan Pamuk, The Naive and the Sentimental Novelist. Faber & Faber, 2016, p.13)。

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席勒用德文 sentimentalisch 形容那种深思熟虑、内心困扰、已失去童年天性和素朴的现代诗人;这个词的含义,与其英文对应词 sentimental 略有不同。



《帕慕克在十字路口》

帕慕克把席勒的二元区分用于小说家:naive小说家/诗人:与自然或世界之间较少自觉距离,写作显得自发、直接、不假思索。另一类sentimental/sentimentalisch小说家/诗人:反思性强、多疑、自觉;会质疑自己的感知,也意识到文字、技巧与“人工性”的中介作用。

因此,帕慕克所说的 sentimental 近于“反思的、自觉的、被思想与思绪纠缠的”,而非英语日常语义中的“多愁善感”或“滥情”。

宋诗中,确有著名的“反思诗”?我们试看苏轼《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它显然属于“反思”类:诗人思考“声从何处来”这问题,引导读者思考因缘和合、主客体相依的道理。

诗的内容和苏轼本人的情感没有什么关系,也和形象、意象没有关系。读者从这首《琴诗》或能领略到因缘和合方能有成的道理。



钱锺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钱锺书(1910-1998)在《谈艺录》也提及席勒的二分法。钱钟书的理解:naive是“真朴出自然”;“真朴出自然”是相对于“刻露见心思”。他引席勒的原文:



《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8。

钱钟书的解说,接近席勒二元论(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的本义。



刘勰:“率尔”vs.“精思”

席勒的二分法,令笔者联想起刘勰所说的“率尔”“精思”。《文心雕龙・物色》说:“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詹锳《刘勰与文心雕龙》,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49页。)

所谓“率尔”而成,大约就是“不假苦思、触兴而来,随手一写”。当然,刘勰不是在讨论两种固定类型,更没有古今演化的历史轴线。刘勰这一对举,仅讨论文思成败的两种状态,和席勒所划分的历史哲学框架不可等同。



《文心雕龙》养素堂藏板

谈诗作,南宋严羽也以“自然”(非“精思”) 为高。严羽说:“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张健《沧浪诗话校笺》页533)。严羽所谓“自然”,与人工细凿对立 (人工凿雕 =“精工”)。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姜斋诗话》提出“现量”“即景会心”之说,他认为诗的妙句乃情景相逢之际自然触发,非刻意搜求可得(拾得)。王夫之这“拾得”论调,也和素朴诗的形成相近。

这“拾得(诗句)”之论早见于宋人,他们认为作诗可以不甚费力,从以下言论可见一斑:予在广陵,与晁无咎昙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卧舟中。昙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气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闲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 (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页440引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八六)。

所谓“吹来句”,指诗句就像是风吹过来的、不赖诗人精思而后得。



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素朴论、感伤论适用于唐宋诗的限度

张隆溪教授提及席勒的二分,几乎要判定唐诗为 naïve类、宋诗为 sentimental类。所谓sentimental类,是指宋诗人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中土的古人早就有以下印象:宋诗更爱说理、议论、用典、自省。  宋诗说理这些特点,近于席勒所说的反思型、观念中介型写作(sentimental)。

但我们不能按sentimental的字面义,套用到宋诗上,说“宋诗是感伤的”(如黄湄译本所示)。

更准确的中文表述或许是:宋诗较近于席勒所说的“反思的”诗;sentimental指诗人更依赖观念、议论和自我意识,而不指宋诗人的情绪更为悲伤。如果要避免“感伤”的日常联想,或可考虑将sentimental译作:  1.反思的(最清楚,但牺牲术语的历史感)  2.多思的/内省的(较传神)  3.观念先行的(只适用于席勒论述的一部分) 总之,“感伤的”只是对 sentimentalisch/sentimental 的字面化翻译(按字面直译),不能充分传达席勒的美学—历史哲学上的含义。  在席勒论说的语境中,sentimentalisch 应解为“反思性的、经由观念中介的、自觉与素朴自然有距离的”。

黄湄译sentimental 为“感伤的”,用字和朱光潜的译文相同。但是,张教授引席勒sentimental论, 其语义应该是接近钱钟书所言“刻露见心思”。说得更白一点,就是“(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请看下文。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张教授说法的来历

从We are almost tempted to think of… 之言可知: 张教授本人也没有说得很确定。那么,席勒之论值得一提,是张隆溪教授的独见?张教授引出唐诗为 naïve、宋诗为 sentimental的说法,有没有前例?

我们上面了解过席勒 naïve 和 sentimental 的真实意思后,自然会明白张教授引席勒sentimental 论实是回指“在作品中论证观点甚至展开哲学讨论”,即张教授英文原著中的to 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

至于to make arguments or even philosophize这说法从何处来,我们相信,张隆溪教授可能参考过钱钟书先生的说法。钱钟书则参考过古人(例如严羽)的意见。

张教授说“philosophize”,近似钱钟书笔下的“讲道理”;所谓“to make arguments” 近似钱笔下的“发议论”。

原来,钱钟书在《宋诗选注》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元初刘埙为曾巩的诗辩护,曾说:‘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先生之诗亦然。故惟当以赋体观之,即无憾矣’。”(《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9)。



《宋诗选注》

钱钟书:宋诗讲道理,发议论

《宋诗选注》今天通行的版本在“普遍流播”、“元初刘埙”那小段之后,有一段毛泽东的言论。

钱钟书新增补的是:“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毛泽东谈“形象思维”的信写于1965年,到1977-1978年间才公开发表,钱钟书在《序》重印本中(首次刊行约二十年后)添加了毛泽东这段话。 钱钟书“宋诗尚理”的说法,起初当是参照严羽《沧浪诗话》的论断。严羽说:“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沧浪诗话》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

无论如何,宋诗人偏爱“讲道理,发议论”,在某些明人眼中是不可取的,例如:明代前后七子“诗必盛唐”、鄙薄宋诗(钱钟书序文的下一节就提到李攀龙选本“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  清人也有继续这场唐宋之争的诗评家,例如清代吴乔《围炉诗话》、叶燮《原诗》等均论及唐宋之争。钱钟书的判断是这条千年批评链的延续。

钱钟书说:“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这可以对应“(宋人)以文为诗”之说——此评出自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  把宋诗的说理、议论之风溯源到中唐,是钱钟书的史识,但对韩愈“以文为诗”这一定性,渊源可以往上溯(例如上溯到宋代的陈师道)。



张健校笺《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钱钟书《谈艺录》与“诗分唐宋”的源流

《宋诗选注》之前,钱钟书已在《谈艺录》(1948出版)里系统讨论过“诗分唐宋”、宋调以思理筋骨见胜等问题;《宋诗选注》序言(1958年)的基本立场与《谈艺录》一脉相承。

同样认定宋诗“爱讲道理”,钱钟书的结论却与严羽、明七子的结论相反:钱钟书认为宋诗整体的成就不低,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 —— 此处所指是整体开创性,并不否定清诗个别大家的杰出造诣。

钱钟书的观念上承严羽“(宋诗)以议论为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意见,简化成“(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

“(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所谓宋诗尚理)实即严羽以降的千年唐、宋之争的一环节。

下面,我们略谈谈所谓唐人的“形象思维”,以及“形象思维”论引发的讨论。

《宋诗选注》序言初稿完成于1957年6月,初版1958年;这一版序文完全没有“形象思维”一段引文。



Piotr Kozak, Thinking in Images Imagistic Cognition and Non-propositional Content.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23。

毛泽东1965年7月《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内含“诗要用形象思维…… 宋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钱钟书是1978年重印《宋诗选注》时才把毛泽东的话补入序言(有1978年4月的“重印附记”)。

严羽批评宋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又说:“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张健《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页525)——这正是“(宋人)爱讲道理、发议论”之评的祖本,而且出自宋人自身的反省。

钱钟书大概是因为严羽的“(唐人)意兴”之说而联系到“形象思维”之说。  郭绍虞说:“偏于逻辑思维者为理,偏于形象思维者为意。 ”(张健《沧浪诗话校笺》页529)。郭绍虞判定严羽比较推崇唐人诗。“形象思维”论,相对于“尚理”而言。



《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紧接引用的刘埙(宋末元初)说明“宋诗尚赋寡比兴”是元人的通行定评,钱只不过是顺手举证。这里,“比兴”似乎接近严羽所说的“意兴”。

回看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张隆溪教授对唐诗的总体概括,反映在这段话上:

If Tang poets impress us with their natural and straightforward expressions, their bold imagination and exuberant creativity, sometimes even strange and odd ways of articulation, Song poets would seem… (Zhang 2023:190)

这段话怎能和席勒所说的 naive 扣合?

因此,我们只看到钱、张讨论“宋诗尚理”一项,naive 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 (和席勒的naive vs. sentimental二元框架只有局部的对应)。

令人遗憾的是,张书中译本连sentimental类也处理得令人摸不着头脑。  读者如果不自行探研naive vs. sentimental的来历和源头,恐怕不能明白为什么张隆溪教授要提“素朴的”“感伤的”。



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社2024年版。

钱钟书:诗之写情者

席勒所论另一元naive ,在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书中没有着落。

钱钟书谈“宋诗尚理”,也没有说“唐诗是素朴的”。他“尚理”的对立面是“情”:他将“理”和“情”相提并论。

  钱钟书说:“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钱钟书《宋诗选注・序》)

钱钟书的意思是,宋诗尚讲理,而宋人之“情”(爱情)多由宋词写出。



夏墨《最是难渡红尘劫:宋词里的爱情》,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对于“宋诗有无写情”,钱钟书的意见是:

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像朱淑真《断肠诗集》里的作品,实在肤浅得很,只是鱼玄机的风调,又添了些寒窘和迂腐;刘克庄称赞李壁的“悼亡”诗“不可以复加矣!”(《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9)。

总之,钱钟书判定:谈爱情的描写,宋诗的表现乏善足陈,不如宋词可观。

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新著》则强调宋诗“抑情”,总结为:“情感淡薄、诗意缺乏的‘宋调’”(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二版)》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六章,第209页;但也没有忽视超出此“宋调”的作品)。

在断定宋诗之“写情”不如唐诗这一点上,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新著》和钱钟书见解实是前后呼应。



《中国文学史新著》

钱钟书《谈艺录》唐宋诗对照

“唐诗以丰神情韵擅长”之语出自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他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钟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页7)。

他又说:“德诗人席勒(Schiller)有论诗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

“情韵”正是“爱讲道理、发议论”的对立面——宋诗以思理筋骨取胜,唐诗以丰神情韵取胜。

这个对比在钱钟书的论述系统里是有层次的。

钱钟书自己标明的源头是严羽。上引《谈艺录》那段话紧接著就说“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



钱钟书《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

严羽的完整表述是:“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理在其中”四字最传神:唐诗不是不讲理,而是把理融化在意兴形象之中不明说;宋诗则把理拎出来直说,所以“尚理而病于意兴”(《沧浪诗话・诗评》)。

在《宋诗选注》序的语境里,“尚理”的对照框架是“赋/比兴”。《宋诗选注・序》那段紧接引刘埙“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兴寡”,即以赋体直陈事理为宋诗病;相对的唐诗面貌,就是多比兴、借形象抒情。

这是传统的“赋”与“比兴”对立的观念。

“情韵”“尚意兴”,却不完全对应“素朴”(席勒的naive定义)。因此,汉诗中自有和“尚理”对立的观念 ――讨论“尚理”之对,不必与席勒的“二分法”叠合,自然与席勒的naive没关系。

钱钟书没有绝对化的言论。

《谈艺录》同段明言“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并指出“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谈艺录》页7)。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正是唐人里“爱讲道理”一派的先声,这也正是《宋诗选注》序里“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一句的呼应。 因此,“唐诗尚意兴/宋诗尚理”是钱钟书的作品类型之分(举大概而言),不是朝代界限之判。



钱钟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张隆溪教授也说明,诗由唐而宋,其中有若干延续性(continuity,而非泾渭分明):the continuity of the two is of course as important as their differences.(Zhang 2023:191)。

形象思维 vs. 逻辑思维

北大教授赵齐平认为,“言理”“言情”之论,不能绝对化。

赵齐平说:“从‘言理’方面来说,也要打破文言理、诗言情这种互不相涉的机械性划分,推倒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化的评论。”(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48)。



赵齐平《宋诗臆说》

上文我们指出钱钟书1978年在旧序文中加入“形象思维”的观念。

赵齐平对于将“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二分的做法,发表了反对意见。他认为:

有一种看法认为,似乎言情就是形象思维,诗里用的;言理就是逻辑思维,文里用的。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文体性能、特征,这里且不谈论,只说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本来是相辅相成,而不是彼此排斥的。形象思维固然与科学的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去反映客观事物的逻辑思维有所不同,它依据现实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虚构,创造出具有认识意义、审美价值的具体感人的生动形象;然而作为文学家、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不可能没有理念活动,否则怎么去说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提炼呢?既然是一种认识,那当然就符合于一般的认识规律,有着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完整过程。”(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48)。

赵齐平的意思是,诗人纵使运用形象思维,也不是弃绝思理的。

唐诗,属于naive类?

席勒 (以及帕慕克) 如何解释二元中的naive类型?

席勒论文,有 Julius A. Elias 的英译本,收录于 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nckelmann, Lessing, Hamann, Herder, Schiller and Goeth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5) 。德文著作,收入Schillers Werke: Nationalausgabe(《席勒作品国家典藏本》)。



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inckelmann, Lessing, Hamann, Herder, Schiller and Goethe.

席勒定义的naive类,是诗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核心说法是:“诗人要么是自然,要么寻求自然”——前者造就素朴的诗人,其诗直接模仿自然,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后者表现人对失落自然的追寻与向往 。

其中,naive 可上溯至拉丁语 nativus,意为“非人造的、天生的、自然的”。  席勒还特别指出,这个词在道德领域原带贬义(近乎“缺心眼”),是人们嘲笑天真朴拙的用语;但在艺术领域它成了最高的赞美——因为在矫饰的文明时代,“真实战胜伪装”反而显得珍贵。素朴的思维方式是“对矫揉造作的内在精神的胜利”。

席勒认为,古代(希腊、荷马)的诗是素朴的,近代(文化人、反思者)的诗是sentimental的;素朴诗人依赖自然天性与外在现实,而sentimentalists则从内心出发寻求理想、超越现实。席勒自认是sentimentalist,而把歌德视为素朴型的典范。

席勒谈sentimental 诗人:

He reflects upon the impression that objects make upon him, and only in that reflection is the emotion grounded which he himself experiences and which he excites in us. (German Aesthetic and Literary Criticism, p.196)



《歌德席勒文学书简》

意思就是“他〔诗人〕反思客体留给他的印象,也唯有在这种反思之中,他自己所体验到的以及他在我们身上所激发的情感,才找到了根基。”简言之,sentimental诗人“反思”自己身历的外界客体。

2009 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座,后来讲座的内容结集成书。书中明言直接借用席勒这对概念,但作了小说艺术的转化:sentimentalists是知性的(intellectual)——写作时对叙述保持关注,关心方法与技巧,留意读者阅读时的意识活动,对自己观察到的现实持怀疑态度。按此定义,福克纳、伍尔芙、纳博科夫这类现代作家应属sentimental型。

从这个角度看,宋代江西诗派诸人(黄庭坚、陈与义等)都关心写诗的方法和技巧。他们比较接近sentimental型(参看:洪涛《“点铁成金”可以变成“化为乌有”?——谈“影响的焦虑”和文学成就超迈前人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二十五)》一文,载网易网“古代小说研究”2024-10-15)。



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帕慕克把席勒的区分用于小说家:naive类小说家/诗人:与自然或世界之间较少自觉距离,写作显得自发、直接、不假思索。

不过,这种写作过程大概不是广泛存在的。赵齐平认为:“过去批评家所说的唐诗的情,是把理给抽掉了,仿佛唐人创作只凭一瞬间的朦胧的印象与浮表的感受;所说的宋诗的理,是把情给抽掉了,仿佛宋人创作只凭冥思苦索的逻辑推理与抽象论证。这是一种误解,至少是一种片面性认识。”(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48)。

我们这里可以举出宋人的理趣诗,说明宋人写诗言理也不代表他们“不动情”或“无情”。朱熹撰《观书有感》二首(见于王玉琴《朱子理学诗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页35):

其一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其二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王玉琴《朱子理学诗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以上两首诗写的是活水、春水,但从题目“观书有感”来看,诗的要旨涉及读书明理:学问、义理靠长期积累,积养(如水)充足之后,原本艰难的问题和道理,自然豁然贯通。  一般人常说唐诗主情、宋诗主理,但朱子这两首理趣诗,并不是主体毫无情感,只有思理。  朱子写池塘、江潮,有生动的画面与审美感受(活跃、欣然之情),由景物引出读书体悟(理),实是景、情与理交融。

结 论

张教授《中国文学史》(2024年,黄湄译本)的读者第一眼看到“宋诗是感伤的”,极容易理解成:宋诗多悲伤哀怨。  其实,张隆溪教授的原著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没有表达“宋诗感伤”之义(只提及席勒将naive 和sentimental对举)。我们追索席勒sentimental 的原义,知道席勒sentimental不是指多愁善感那种“感伤”。

席勒定义的素朴诗,诗人与自然、现实无间合一,诗人直接摹写现实,主客未分,没有强烈反思。诗人自然而然抒发,不站在外部反省对象。

席勒所说的反思诗(sentimentalisch),人已经与“自然 / 本真状态”分离;诗人站在本真状态外面反思、追索失落的理想,因此,诗作的核心,不是直接呈现事物,而是对现实进行思考、评论、思辨。

简言之,席勒所说的 sentimentalisch,重点不是悲伤、哀愁的情绪;核心其实是“主体反思性”。

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宋诗尚理”之论,不指诗人情绪上的多愁善感。因此,如果有人借用“素朴・感伤”这套术语,而“宋诗尚理”被说成“宋诗是感伤的”,自然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术语译名容易造成严重的误导。



《古代哲理诗三百首》

不少唐诗情景浑融,意象直接呈现,近似席勒所说“素朴诗”。一些宋代诗人好以议论入诗、讲道理,诗人常常跳出景物,对世事、历史、人性做思辨(例如苏轼、王安石、黄庭坚);诗人不再完全沉浸在景物之中,而是站在一旁审视、评析――这恰好对应席勒所言的反思特征(sentimentalisch)。这应该也张隆溪教授引席勒之论谈宋诗的逻辑。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这句话中,“率尔”比较接近席勒“素朴诗”那般直接呈现;“精思”比较接近席勒所说的sentimentalisch。

总之,席勒的二分论,背后是一套历史哲学:古时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近代诗人只能追寻失落的自然、在沉思中建构理想。“人性与自然的离合”是席勒的重点,二分论不是简单的作品风格对立。

席勒之论,本身根植于欧洲文学史,如果拿来硬套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会削足适履。

席勒拿古希腊诗(素朴)来和近代欧洲sentimentalisch诗做对照。这是西方的历史架构。  

唐、宋诗则涉及中国内部的文学演变,不等同由古希腊到近代欧洲论说渐渐发展的主、客分离(主、客问题主要是笛卡尔以后的事;其后,康德既巩固了主客分立,又试图说明二者如何在知识中必然关联)。



高建平、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第三卷《从德国古典美学到自然主义》

唐诗里同样有反思、议论的内容(杜甫不少作品就有思辨色彩,例如《缚鸡行》);宋诗之中,也有浑成、直写情景、不议论的篇章。简言之,“诗分唐宋”只是一种整体趋势概括,不是非黑即白。

唐诗、宋诗之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张隆溪教授自己也补了一句:“虽然从唐至宋的连续性确实与二者的差异性同等重要”)。张教授本人大概想提醒读者:即使勉强称为naive 和sentimental,也只是概括性的类比,不是绝对划界。不能简单理解成“唐诗全是素朴,宋诗全是sentimental”。

况且,张教授只是说 We are almost tempted to think of Tang and Song as the naïve and the sentimental in poetry。他用 almost, 这说明他没有轻率套用源自席勒的二元框架。

中译本上“宋诗是感伤的”这句,没有充分传达sentimental的本义,还容易滋生误会 (按:黄湄可能沿用了朱光潜的“字面译”)。



张高评《宋诗之新变与代雄》增修版,台湾万卷楼出版。

附记一 袁编本怎样理解“诗分唐宋”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袁编本)提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想。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袁编本第三册页18)。

上面的引文提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而宋代诗人“深沉思考”。这个意思和钱钟书“诗分唐宋”之论相近,即:“主情”异于“主理”,注意到“宋诗对唐诗的因革”。



袁编本提及“宋诗对唐诗的因革”

袁编本的执笔者注意到“情韵・思理”二分涉及“内在本质”,却又说这二分是“美学风格”上的分野(请读者注意:上引文中,“美学风格”出现了两次)。

钱钟书之说原非纯粹的“风格论”。说宋诗人“尚理”,那个“理”指的是诗篇思想、思理,例如苏轼《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诗题于庐山西林寺的墙壁上,属于宋诗“以理入诗”的经典范例。



小川环树、山本和义编译《苏东坡诗集》,筑摩书房。

此诗表达:从远、近、高、低不同角度观看,山貌都不一样。推导出来的道理是:人的视野可能被自己的立足点或者位置所限制。

论者多能注意此诗提示的道理,而不是注意此诗的“美学风格”。

附记二 情、理二元之外,还有一元

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让“情”“理”对立。但这对二元框架之外,还有“事”或“史事”,而“事”是中国“诗史”论的核心。近人张晖撰有《中国“诗史”传统(修订版)》三联书店2016年版。

现存最早的“诗史”说见于晚唐孟棨(875年进士)《本事诗·高逸》,它诞生之时就与《春秋》学说和“缘情”传统密切相关。  到了宋代,“诗史”主要指称杜诗,但已成熟为文学批评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术语。宋人总体称赞杜诗“善陈时事”的实录精神。

到明中后期,“诗史”成为复古诗论的热点论题。杨慎主张“诗以道性情”、贵比兴含蓄、反对直陈时事。王世贞则公开反驳。

明清易代之际,“以诗为史”的观念正式确立。钱谦益《钱注杜诗》认为“诗本于史”。但是,王夫之提出“诗不可以史为”,转而推出“情景交融”的理论。



《钱注杜诗》

民国陈寅恪把“诗史”从批评术语转化为治学方法:《元白诗笺证稿》以史传笺证诗文、以诗证史,其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更以“古典”“今典”的考释为诗歌笺释的主要任务。“诗史互证”由此成为现代文史研究的通行方法。

这样看来,“情”固与“理”二元对立,但是讨论中国诗的传统,“情”又与“史”并立。如果只谈“情”“理”而不谈“史”,实是以偏概全(“诗史传统”是一个与“抒情传统”互为作用的文学传统)。 日本学者浅见洋二认为:“可以说‘诗史’反映的是相当中国化的文学观。” (页336)。



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附记三 钱钟书、张隆溪没有详论“naive诗”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德诗人席勒(Schiller)有论诗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

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这自然是紧扣 sentimentalische而言,接着,钱钟书却谈起唐诗之“情”(爱情)。

这是钱式“情”“理”二元,和席勒二元框架中的内涵不同。

张隆溪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也是只谈sentimental/sentimentalische, 没有细论唐诗是不是naive,也没有专论唐诗如何写爱情。  张教授对于二十一世纪国人大量套用西方文论,持审慎态度,尤其不认可国人搬用西方理论而造成的强制诠释。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

席勒生在十八世纪,死在十九世纪初。他的理论不在张隆溪教授《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的述评范围内。  关于《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评实践,请读者参看洪涛《“先结构”失效? ——冲到文论内部,“又从里面杀了出来”》(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八)》一文,载搜狐网“古代小说网”2026-07-19。

附记四 延续与断裂

张隆溪教授说明,诗由唐而宋,其中有若干延续性(continuity):the continuity of the two is of course as important as their differences.(Zhang 2023:191)。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唐到宋的延续性与两者之间的差异同等重要。  这个“延续与断裂”的观念,令人联想起梁启超、钱穆讨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路径:梁、钱二人各撰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的书名完全相同而旨趣颇多相反处。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清学反宋学”为总纲,全书的背后隐然有汉、宋对立的框架,而清学是对宋学的反拨、纠正。梁启超也用功于学问知识上的分科整理(例如:音韵学、谱牒学、金石学等等)。

钱穆的同名著作则主张清学承接宋学的经世精神,以人为纲、追索师承思想内在流变,长于疏理思想谱系,短于分科整理成绩的铺陈。钱穆关注宋学、清学有其前后相续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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