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其中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等。新职业不断出现,一些老职业也在离开。
1999年,我国第一部职业分类大典颁布。2015年修订时,新增了"快递员"等347个职业,取消了"话务员""BP机寻呼员"等894个职业。不过,很多职业真正退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没有公告,一个行当说没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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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粮票。1992年4月1日起,国家同时提高了粮食定购价格和销售价格,基本实现购销同价。1993年4月1日,上海全面放开粮油购销价格,取消粮票、油票。同年5月10日,北京也取消了粮票、油票。
这件事当时连很多记者都没太在意。1993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一位新闻部主任忙着采访,竟然没发现代表委员们吃饭已经不用交粮票了。从此,点票、收票、核粮本这些活儿都没了用处,不少国营粮店营业员是边干边学,改成招呼顾客的。
寻呼台从火起来到消失,前后也就十来年。1984年,上海邮电首次引进寻呼业,全国用户只有4000个。到2000年底,寻呼用户达到8400万;同一年,手机用户发展到8526万户,超过了寻呼用户。2000年到2001年间,平均每天就有一家寻呼台退出市场。到2007年,这一行彻底谢幕。
比寻呼台更早的话务员和电报员,处境也差不多。打电话从手动接线改成直接拨号后,话务员慢慢淡出了。80年代电报业最兴盛时,武汉创下月处理电报600万份的纪录。后来传真、手机、互联网接连出现,发电报的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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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换代淘汰的,有时不只是一个工种,而是一整座工厂。
1995年2月,王传福在深圳布吉莲塘的一间旧车间带领20多个人开始创业。当时他还不知道,这家公司将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厂。1995年,在北京的王东升接手亏损7年的北京电子管厂已经三个年头了。
北京电子管厂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1956年10月15日举行开工典礼,人民日报给了头版头条。起初,电子管厂无比荣光,1960年产值就达到了3.37亿元,但随后遭遇技术替代,走向衰落。
日本彩电产业链进入中国,淘汰了旧产业链上的北京电子管厂,而绑定在新产业链上的714厂熊猫集团、780厂、四川长虹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86年,北京电子管厂第七任厂长张洪彪发现工厂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但财报却显示还在盈利。他找财政部的一位处长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当时中国企业采用的是滚动法,而不是西方国家常用的统计法。张洪彪主动申请采用新的财报方法,北京电子管厂30年来的第一次亏损这才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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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军工订单锐减,北京电子管厂连买煤的钱都是向银行贷款来的。在酒仙桥地区,长期领不到工资的老职工被迫到菜场捡白菜叶为生。1991年春节前,张洪彪写信陈述了北京电子管厂遇到的困难,提出电子管厂要实行股份制。
1992年7月,北京市电子办主任要求找一个30多岁、能够跨世纪的干部接班。70多岁的张洪彪知道自己的任期已经到头了,他只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这位矮小的老人衣着朴素,看起来像一名普通的退休工人。他告别电子管厂、走进酒仙桥街头的人流后,很快就没人再提起他了。
1992年秋天,王东升从原副厂长、总会计师的岗位上被提拔为总经理,北京电子管厂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如今人们熟悉的另一个名称"京东方集团",是2001年后才正式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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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升起先并不想接北京电子管厂这个烂摊子。市政府挑选工厂接班人时,第一人选是一名技术出身的青年干部,第二人选才是财务出身的王东升。第一人选一看工厂亏损成这样,心理压力过大,拒绝接任厂长。
市政府只好去找王东升,而王东升这时已经打好包,准备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旗下的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当常务副总。大家都去劝他做厂长。王东升说:"我凭什么要留下来?"一位老同事回答:"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王东升被这句话打动,留了下来。
留下来的王东升要求对企业进行改革。作为全北京亏损最严重的企业,上级生怕他也撂挑子走人,很快就答应了。王东升又找来了王家恒、王彦军、陈炎顺等一批新人加入企业,这些人立下了不少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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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陈炎顺1994年进入东方电子,负责筹措资金。当时东方电子持有北京松下30%的股份。陈炎顺去找北京松下的财务处长王大姐要分红,但东方电子是弱势股东,说不上什么话。王大姐让他喝一杯酒就给20万。陈炎顺一口气喝了20杯酒,喝得酩酊大醉。
喝完他还骑着单车从酒仙桥往家赶,路上单车撞了一辆出租车,车上冲下来4个壮汉把他揍了一顿。他竟然没感觉,挨完揍又骑单车回家睡觉,也不觉得疼。第二天酒醒,他老婆看到他满脸淤青吓了一跳,他才想起来发生过什么。这400万要回来后,企业终于可以发工资了。
王东升整顿过东方电子后,企业终于不再亏损,但每年只有几十万元的微薄利润。陈炎顺发现,北京松下那30%的股份收益可以计入账内,拿着这样的财务报表可以上市。王东升说,你大胆去弄,死马当活马医。但全公司都把陈炎顺当成小骗子,说他尽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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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炎顺拉起一个18人的团队,找来南方证券做代理商,一起整整工作了7个月。1997年6月10日,东方电子集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B股上市,一下子筹到了3.5亿港元。
北京电子管厂和东方电子集团都轰动了,大家从没见过企业有这么多可支配的钱,敲锣打鼓迎接陈炎顺团队。从此,不管王东升和陈炎顺他们做什么,老职工们都不再有任何怀疑。
有了钱以后,1998年,京东方高层开始推动公司由传统电子元器件制造企业,转变为新型元器件、整机和系统并举的电子信息高科技企业。京东方从此闯过了生死关。
同一时期,牵动人数更多的是纺织业。1980年到1997年间,全国棉纺锭由1780万锭增加到4245万锭,竞争过度、富余人员多的问题跟着出现。1992年起,国有纺织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到1996年亏损额已达10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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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月23日,纺织压锭第一锤在上海敲响,目标是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每压缩1万锭,财政补贴300万元,中央和地方各承担150万元。最终这项任务提前8个月超额完成,分流安置121万人,到2000年行业盈利69亿元。
1997年末,全国下岗职工人数达到峰值1151万人,1998年回落到892.1万人。当时各地设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发放基本生活费、代缴社会保险、组织再就业培训。1998年,共有609.9万名国企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再就业率达到50%。
1998年,经历过大下岗的中国工业企业数量猛降到16.5万个,工业总产值34018亿元。
2015年修订职业大典时,"话务员"等职业并没有被简单删除,而是调整转化成了"呼叫中心服务员"等职业。当年坐在交换机前接线的话务员,和今天戴着耳麦接客服电话的年轻人,干的是同一类活儿,只是工具变了。
2019年以来,国家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粮店营业员、传呼小姐、纺织女工和电子管厂老职工当年碰上的难题,今天换了个样子,又摆在很多人面前。饭碗没了,日子还得往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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