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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家人,同一个法庭,三张嘴,却指向三个方向。为什么邝家三父子都能讲出一套听着挺顺的话,可三套话却拼不到一起?
蔡天凤案审到第42天,邝港智第二天出庭作供,这天他终于开始讲述前妻蔡天凤失踪当天发生的事,但没想到给所有人一个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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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指弟弟,弟弟指爸爸,爸爸没说自己看见谁动手,只把处理遗体那一段认了下来。
三个人都承认自己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三个人都否认谋杀。三套话摆在一起,有的地方对得上,有的地方对不上。对不上的地方,正好落在 “那几分钟谁跟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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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三套话都讲得顺?我认为,答案有两半。
一半在法庭之外。第 38 日,控方拿邝港杰在羁押期间写给弟弟的信来问,他承认那封信是两个人一起琢磨的,目的是串供、把责任往父亲那边推,理由是 “为了这个家,以为损失最小”。
也就是说,其中一套话不是临场发挥,是坐下来写过的。写过的东西当然顺,因为它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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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半在制度里。这案子是三个被告、三个律师、三条防线,法援署指派的三位大律师各为其主,谁也不会替谁兜。
共同犯罪里,最有效的辩护往往不是 “我没做”,而是 “做的是他”。控方要证明的是共同谋杀,辩方不需要证明别人有罪,只要在 “他动手” 这一环撬开一道口子,陪审团心里生出一点疑问,就够了。
所以三套话都顺,不是因为他们都诚实,而是因为每套话都精确地服务于一个人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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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哪些地方对得上?其实对得上的地方,其实不少,而且都很具体。
三个人都承认那天在龙尾村那间单位附近出现过:一个在开车,一个在车上,一个后来赶到。
三个人都没有在第一时间报警。这一点连辩解都是同一个方向:一个说自己被通缉,一个说父亲让走、会处理,一个说当时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三个人都承认事后动过手,只是动的部分不同:一个搬东西、在门外看着,一个开车跟着走、把车上的东西清空,一个承认对事后处理负全责。
三个人都说自己没动手。我认为,这些 “对得上”,恰恰是这案子最值得留意的地方。它不是巧合,是三个人都清楚哪些事否认不掉。
共同犯罪里,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 “哪些承认了也无害”。承认在场不致命,承认没报警不致命,承认事后处理更不致命 —— 真正致命的那一格,谁都不往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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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不上的地方,全落在 “那几分钟”。第一处就是地点。
兄长说事出在行驶中的车里:过了狮子山隧道,声音越来越尖,到御龙山、马场一带,他感觉椅背被撞、有东西滑到地板,接着是弟弟崩溃的哭声。
邝港智说事出在停车场:父亲上车跟她谈,两兄弟下车吸烟,回来拉开门,人已经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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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车还在开,一个说车已经停。这两句话没法同时为真。
第二处是谁在她旁边。兄长的版本里,回头看见的是弟弟压在她身上;邝港智的版本里,看见的是父亲坐在他原来的座位上。同一具身体旁边,站着两个不同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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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处是她当时还有没有动静。兄长说听见她喉咙里发出一两声很轻的声音,那个姿势维持了大约一分半;邝港智说叫她、摸心跳、探呼吸,已经没有反应。
一个说还有气,一个说没有了。这不是感受差异,是生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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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处是那句 “谁让谁走”。第 36 日,兄长说父亲亲口叫他和弟弟走开、他会处理;第 40 日,父亲说是他叫两个儿子离开。
一个说是我叫他们走的,一个说是他叫我们走的。我认为,这一处最见心思:在共同犯罪里,下指令的人和动手的人,位置完全不同。两个人抢着当那个 “下令的”,说明谁都明白这个位置更安全。
第五处是哭。兄长说他案发后一直哭,衣裤都湿了;邝港智说自己回到加多利山的住处才进房间哭,因为不想让子女看见。
第六处是那六分钟。控方算过,车在村屋外停留大约六分钟;而按邝港智的说法,这六分钟正好被填成父亲跟她在车里、两个儿子在车外吸烟的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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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子里最要命的一段时间,就这样被分给了别人。
我认为这些分歧不是记忆误差。人可以记错车牌、记错路段,不会把 “她在车里出事” 和 “她在停车场出事” 记反;也不会把 “我压在她身上” 和 “我父亲坐在她旁边” 记混。
错的是骨架,不是细节。骨架对不上,就不是记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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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供词可以互相拆,物证不会。
控方手上是另一套东西:咖啡店门口比划的动作、白色胶袋里装的更换衣物、下午两点四十四分中断的短信、车里那六分钟的停留、锤子手柄上的 DNA、法医说头骨可能被打了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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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子上有邝港智的 DNA,锤子上没有蔡天凤的 DNA,而邝港智说自己没碰过。这个组合摆在那儿,不解释清楚,其他部分讲得再顺,也只是把空白挪了个位置。
我认为,三套话无论怎么顺,最后都得过这一关。因为口供会改口,物证不会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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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句,容易被漏掉。在被问到蔡天凤是否知道他婚前的盗窃案,邝港智答得很快,说是一起做的,她帮忙望风,金器交给了她。
这句话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大概是想说明,那段关系不是外人想的样子。可他说的是死者,而且是在自己指认父亲行凶的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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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陪审团听到的不只是事实,还有一个人的分寸。一个人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顺手把死去的妻子也拖进来,这种选择本身就值得记一笔。
也正因如此,法官在第 42 日结束时把另一件事押后到下星期一,也就是 11 月 23 日:能不能拿邝港智那宗已经定罪的盗窃案,来盘问他的品格。这道门一开,可信度的战场就换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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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 “那几分钟”。“那几分钟谁跟她在一起”,这个问题三个人都答了。兄长的答案是弟弟,弟弟的答案是父亲,父亲的答案是 “我处理,但跟我做的事无关”。
三个答案互相抵消,最后等于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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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法庭最后要回答的,可能不是 “谁在说谎” 这么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很窄的问题:那几分钟里,谁手上有东西,谁身边有人,谁离开了方向盘。
三个人咬到最后,剩下的不是谁的口供更顺,是一把锤子、一段六分钟、一条断在两点四十四分的短信。这三样东西不会咬人,但它们也不会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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