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儒家特别推崇三代之治、尧舜之道，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原道》里描述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线单传的先王之道，指出此道的核心内容是仁、义、道、德。《汉书・艺文志》里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后面又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谁能想到儒家三代之治的道德神话被一个盗墓贼给破坏了。
《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燃竹简为火把照明。官府闻知后前往察看，却“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经过整理，成书16种、75篇，《竹书纪年》是其中比较完整的一种。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成书比《史记》早200年，里面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史记》所未载。《竹书纪年》横空出世，直接颠覆了《史记》和儒家的道德神话。在儒家的描述中，尧舜禹的禅让制，完美的道德圣人。可是《竹书纪年》记载中却是血腥政变充满阴谋杀气腾腾，哪有什么君子什么仁义，诸如舜囚尧，启杀益，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共伯和干王位、非二相共和也等等，与儒家经传所记迥异。
《韩非子・说疑》中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不知道韩非子看得是什么典籍得出结论的，看来尧舜禹在当时的形象可不是那么高大完美。
《竹书纪年》因其写作的思想和所记内容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受到后世儒家贬斥，被称为“荒诞”之书。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就说《竹书纪年》是“由晋人之讹撰”。幸运的是《竹书纪年》没有被汉儒篡改，人们可以从竹简之中寻找历史的遗迹。
古本《竹书纪年》经晋代学者荀勖、和峤、束皙等人整理，出现了所谓荀勖、和峤初写本与束皙重定本之别。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时，《竹书纪年》原简亡佚，只有初释本和考正本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该书仍旧存在，到了宋朝就不见踪影了。后来有人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部分地篡改了《纪年》的内容，这就有了《今本纪年》，王国维认定今本是伪书。清学者朱右曾最先辑录见于各类典籍的《竹书纪年》,并撰成《汲冢纪年存真》一书，开启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辑佚工作。
朱右曾在《汲冢纪年存真》一书序文中说：“秦政焚书，三代事迹泯焉。越五百岁，《古文纪年》出于汲县冢中，而三代事迹复约略可观，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岁而书复亡。”
《竹书纪年》的版本问题、真伪问题一直就在争论之中。
朱希祖认为，“《竹书纪年》盖晋束皙等所伪造，本不足信。”吕思勉在《吕思勉读史札记》的《汲冢书》中说：“然则世之所传，所谓出自汲冢之书，其物果可信乎？曰：否。”
不管怎么说，《竹书纪年》的出现对儒家来说，简直就是一次刨坟掘墓。儒家歌颂的美好盛世三代之治尧舜禹禅让制，被一个盗墓贼发现的《竹书纪年》给戳破了。
现代史学家陈梦家说：“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言，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传统正史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甚至有人建议不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直接采纳《竹书纪年》就可以作为中国上古史的纪年了。著名考古学者李学勤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认为，三代历史是被后来的史学家或思想家“层累”地塑造起来的。
顾颉刚宣称：“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在顾颉刚看来，所谓盘古开天辟地和三皇五帝的传授次序全出于编造，是历来“藏垢纳污”的渊薮。
顾颉刚说中国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不是没有道理。古人有“六经皆史”之说，儒家对《诗经》《尚书》《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这些先秦文献的整理与编辑，实际上是为塑造儒家价值观的重塑，不知道删除了多少历史真相。《史记》记载：“古者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竹书纪年》的出现，的确是惊世骇俗对儒家当头一棒。《竹书纪年》以后，历史材料摆在学者面前，史学研究的价值逐渐被发现，史学终于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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