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都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就是说，历史的书写权掌握在胜利者的手中，是非曲直，褒贬毁誉都由胜利者决定。然而观察中国史上林林总总的史书，就会觉得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尽然。
首先，必须注意到的是，历史上充满大量的野史。这些并非官方指定的史官所修纂的史书，并不完全代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胜利者的立场。其作者或为在朝的官宦，或为在野的士人。他们之中，甚至还有主流势力的对立者。因而，这样野史就在一定程度上发出的是与主流话语不同的音声。正由于如此，历史常常有禁绝野史的官方行为。
其次，即使是官修史书，其立场亦不完全代表官方。
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官修史书的资料来源，除了极少是出于记言记动的史官的直接记录之外，基本上是来自各种野史、笔记、碑志以及收入列传人物的家庭所提供的家传。尽管这些史料在利用时经过了史官的修饰润色，仍不免残留有异样的音声。
第二，无论是在朝抑或是在野的修史者，大多都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这至少是自春秋以来的传统。这就是文天祥讴歌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晋国太史董狐之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则记载了齐国太史在大臣崔杼弑君后的作为：“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即使前仆后继，也要将真实书写下，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第三，后世日臻完备的政治制度，也给史官预设了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在唐代就有这样的规定，当朝皇帝没有权力查阅史官所书的当朝实录。这一传统作为“故事”，也为宋代以及后代的史官所继承。所以当宋太祖蛮横地打掉兴谏者的牙，那个人却从容地将牙拾起。宋太祖问，你难道还要告我不成?那个人说，我不能告你，但自有史官书之。太祖听之悚然。果然，这件事通过史官流传到了今天。
不仅是修当代史如此，修古代史也有着惩恶劝善的明确意识。这至少从孔子整理《春秋》时就开始了。孔子赋予了《春秋》“微言大义”，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不惟“乱臣贼子惧”，按董仲舒所言，孔子改编过的《春秋》，更是“贬天子”之作。从此，一部部史书，就成为难以磨灭的石碑。
这石碑，既是丰碑，又是耻辱柱。这就令恶者惧怕，所以要禁绝野史，删削官史。也令善者有了期冀与安慰，知道丹心可以照汗青。因为在现实中，在历史上，正义未必就会战胜邪恶，曲折道路的尽头也未必一定就是光明前途。然而，自在人心的公道，则终究会在史书留下痕迹。有位政治家在含冤而死之前，他也如是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其实，所谓的人民并不掌握话语权，而是那些有良识与独立意识的“齐太史”、“晋董狐”们，自会秉笔直书的。
固然，历史上也不乏媚势曲笔或挟私褒贬的治史者。如魏收撰《魏书》时，便口出狂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而北宋的王钦若在修纂国史时，也把不利于自己的事实隐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史实的歪曲与缺失。如在秦桧禁绝私史之后撰成的南宋史学名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秦桧的劣迹就很少载笔。不过，真实总会像云层中的阳光一样透射出来。当然，这种真实有待于历史研究者别具只眼去发现。
通鉴不独为资治，留将公道传后世。惟愿今日治史者，追迹董狐齐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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