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邹城太昊伏羲祭祀的微探

　　邹城郭里凫山是伏羲女娲发祥地，既有聚落遗迹、后裔遗存，又有祭祀庙宇和传说故事。这里是人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源文化。

　　太昊族与华胥族雷泽碰撞之后，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出现，标志着东夷文明的曙光开启。第四纪洪水出现后，他们从古雷泽退到邹城凫山，在这里生活奋斗，繁衍人类，推演八卦，结绳记事，打渔狩猎，实行对偶婚姻，并在凫山设家庙祭天、祭地、祭祖。伏羲仙逝后，凫山成为伏羲祠所在地。随着伏羲族群的发展壮大，伏羲的事迹随外迁族人，逐渐传播到中原等广大地区，因而到处有他们的传说。

　　从尧王、周初开始，到任、须句后人，在凫山建庙祭祀伏羲。今凫山一带仍有太昊风姓后裔所建的方国存在，《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凫山是“伏羲祠”所在地，伏羲后裔一直在担当祭祀重任;第二，古人“修圆坛祭天，修方坛祭地，摆一牌位祭祖。”“凫山爷娘”就是凫山神，羲皇庙就是祭祀始祖的“祖庙”，属凫山文化范畴。对天地祖先的崇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曾达到过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

　　对伏羲的祭祀最早始于秦早期的郊祭制度，西汉初年承秦之郊祭，东汉沿用此制。

　　隋唐五代以“三皇之首”祭之。唐开元年间(713--741)在京师长安专建三皇庙;天宝六年(747)又完善祭祀程序，为祭祀三皇确立了规范。但仅限于京师，祭祀少牢。

　　北宋建隆元年(960)，祭祀相当重视，置守陵五户，春秋祭祀为太牢。学士院特制祝文。

　　金元两代沿用前朝旧历祭祀，规格较前为高，金景帝完艳景在位时(1190--1208)，在全国与三皇相关的县、州均修建祀庙;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知县张某重修伏羲庙，登仕郎、滕州邹县主管薄兼勾常平仓事田肇作《凫山人祖庙》碑记。

　　元中统二年(1261)，重修伏羲庙，修缮系周边“二府七州十二县八十二村庄之人，共1586，道人12人”共同发愿完成。大中大夫孟祺撰《重修伏羲庙》碑记;元代元贞元年(1295)，诏令全国通祀三皇，庙宇进一步扩建，祭祀空前绝后，主祭伏羲，每年三月三、九月九日通祀三皇，用太牢祭祀。释殿礼乐仿孔庙，深明礼部，官府出资，官方主祭;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薄梁遗民杨茂主持重修伏羲庙，大都路达鲁花赤，岳出谋撰写《重修伏羲庙》碑记;元至正二年(1342)，伏羲庙献殿重修，岳出谋又为所立碑记篆额。由此，伏羲祭祀进入鼎盛期。

　　明初，沿袭元制。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诏废止三皇庙，祭祀只准在寝陵进行，各地普遍的祭祀其取消，但民祭尚存;明正统四年(1439)，邹县县令房喦重修伏羲庙，前丕州学正李勤致仕撰《国朝重修伏羲庙》碑记;明正德二年(1507)，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希文，重修伏羲庙，孔璜辅记;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乡耆李生栋重修，山西按察司副使，邹人潘榛为《重修羲皇献殿记因序历代帝王纪碑》篆额，邹县知县李凤翔撰文;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创建《三圣殿》，翰林院世希五经博士复圣六十二代孙颜伯廉拜撰。明初祭祀虽走入低谷，但到明后期，伏羲祭祀进入极盛期。

　　从现存清顺治四年(1647)创建王母阁殿杏祥碑(如晦子题)，清康熙六年(1667)创建玉上宫殿通宇碑(虚昌道人亲笔)可以看出：到了清代，伏羲庙的修建及祭祀，逐渐由官方祭祀转向民间祭祀。大多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乡耆乡贤名士修建祭祀。即现在所见之建筑群。

　　民国年间，被反被军阀烧毁。并经多次残害，古建筑群从山坡上消失。

　　2016年4月9日，举办首届祭祀伏羲女娲大典;2017年8月出版研究伏羲女娲的专著《邹鲁凫山话伏羲》;2017年9月伏羲文化产业园项目正式奠基。2020年10月25日成立邹城市伏羲文化学会。今年下半年定能运营。

　　今天重建的伏羲文化产业园，就是人祖庙本来就有的故宇，这不是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仿古建筑，也不是为了满足游客的怀旧情结，而是，还伏羲人祖其故位，还邹城老百姓接续伏羲文化的故香火。做到了这点，无论对政府机构，对专家学者，或者对投资方，都是一种“还吾心之欠缺而即于安”的内心满足。站在今天来说，再建伏羲庙宇，就是把伏羲文化的民族精神请过来，使其能为治国理政服务，“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作者简介：

　　刘真灵，高级讲师。长期致力于邹鲁文化、伏羲文化、人文地理的研究。现为全国中小学乡土文化教材编委、伏羲易经文化研究会业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