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
这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故居展室的墙上题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曾任蒋介石高级顾问马璧教授写的，而且题注“1949年蒋介石检讨战败原因，自认非输于中共之军队，乃败于艾思奇先生之《大众哲学》。1975 年，蒋经国尚提到《大众哲学》的思想威力”。
艾思奇，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 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蔡尚思赞誉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
《大众哲学》出版以后，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深受广大知识青年的欢迎和喜爱，据一些老资格的学者回忆，当时就已经流传《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从1935年到1949年仅仅14年间，就出版发行了32版，还有许多书店自行印发，无法统计。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通俗而有价值的著作”。
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反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国情特殊论。
鸦片战争以来，保守主义者一直都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既定立场，都在强调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强调中国特殊性、中国例外以拒绝接受外来思想。
1935年，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惊呼：在文化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因为来自英美、苏俄的思想文化观念支配了国人。他们以坚持中国文化本体地位为理由，认为所有的外来文化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必须抛弃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思想。
1943年，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也说，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过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既不适合于中国的国计民生，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从根本上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使中国的文化陷于支离破碎的境地。
最有代表性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的观点，叶青原名任卓宣，共产党的叛徒，受到蒋介石赞赏，曾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叶青认为中国国情是特殊 的，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中国底历史，不是合规律的。”“凡历史之合规律地发展的，新的东西必定从旧 的东西中产生出来”，而“我们所有的新的东西，就不是从旧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了”。
叶青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激烈变化，全然是受外力的影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因此叶青得出“于是中国历史底发展就在这里，显然是外铄的。”
叶青的结论就是，“‘一般的’‘最高原则’，只适用欧美先进国家（也就是几个特殊的国家），而不适用中国”。
面对不断翻新的国情特殊论，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中指出，“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艾思奇进一步指出，国情特殊论是近代以来中国“民贼国贼所应用着的根本的思想武器”，它“首先用一切混淆是非的方法，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及革命思想形容作纯粹的舶来品，把后者描写成不适合于中国甚至于对中国有害的东西，然后掉弄着各种各样的狭隘的爱国主义的言词，来对它施行攻击。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当做当然一般的国情，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
艾思奇对国情特殊论的批判，是从哲学角度来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批判这种国情特殊论，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吕振羽也说他撰写《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目的之一“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
艾思奇的批判，对那些顽固拒绝世界先进文化固步自封坐井观天的保守主义者，无疑是当头棒喝，直到今天，艾思奇的观点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张维为最喜欢讲国情特殊，中国模式。
艾思奇还写下了《论爱国主义》，要求民众警惕对爱国主义概念的滥用与误用，并进一步揭示了爱国主义的应有之义。艾思奇指出，爱国主义过去也曾被人利用到坏的倾向上去。国家主义者曾经用“国粹”、“爱国”的名义替北洋军阀服务过，帝国主义者曾用国家的名义号召他们的劳苦民众去进行侵略的战争，社会爱国主义者曾经用保护祖国的名义把工人驱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艾思齐看得很清楚，当权者利用公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为自身及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其目标是实现政治野心，本质上是以“爱国”为名“叛国”。
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鲁迅先生所说的， “保存我们，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经常与艾思奇一起研究哲学问题。毛泽东致信艾思奇，称赞《哲学与生活》是他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首次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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