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进入思想史对我来说是一个大转折

本周给大家准备的推送，来源于金老师与几位学生的一次线下问答。在这篇问答中，金老师解答了关于“历史”和“思想史”之间的区别问题，以及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同时也表达了对当前社会上流行的大历史研究的看法，并对自己在中国美院任教授课的经历进行了回顾，在最后，总结了五十年学术研究理论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金老师认为做学术研究就像抽鸦片一样。受过学术研究的熏陶以后，一辈子都深陷其中，其它方面的东西都无法满足了。即便最后付出大量的辛苦，也只是偶尔有一点收获，但自己反而一直去做，并且享受着读史料、做研究、想问题的时候，那些发现新东西的快乐。

由于本文系根据师生问答的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修订；同时，为保留问答的现场感，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作者的口语原话，内容仅供参考，若有不同的学术意见，请以作者的文章和专著为准。

进入观念的世界

学生：金老师，可否请您谈一下“历史”和“思想史”之间的区别。

金观涛：历史与思想史肯定是有差别的，简单来说，历史是研究发生了什么事情，思想史则是研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要追问一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但这与一件事情“怎么发生”是不一样的。其实，好的历史学家都清楚这一点，即社会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与物理世界、自然界的因果关系完全不同。承载起历史的主要是人的行动，人将自身的观念转化为行动。所以，在讲历史事件为什么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条件：经济条件，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等各种相关性因素；但是，历史事件的核心就是人的社会行动。有观念才会有行动，没有特定的观念就不会有特定的行动。讲历史是要讲发生了什么，通过观念史，我们才有可能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很遗憾的是，在讲“为什么会发生”的问题时，太多历史研究都把观念给撇掉了。

学生：目前已有不少大历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有些还运用上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根据气候、地理、经济因素来理解人类历史，您对此怎么看？

金观涛：现在确实有许多自然史、经济史或社会史研究不讲背后的观念，之所以不讲，是因为在用科学方法来描述社会现象时，观念是可以暂时悬置的，比如经济学本身就最接近自然科学，政治学中讲权力的运作也是如此。什么是观念的悬置呢？比如我们讲经济发展、市场法则的时候，会讲到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只有在此基础上，经济现象才会那样呈现，人才会买和卖，这时经济现象背后的观念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悬置起来，只讲人的行为就可以了，这就跟自然科学很近了。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定我们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市场经济突然有一天变为计划经济了，那么在此变化中间，不讲观念行吗？不讲观念就无法解释社会经济的变化。因为在计划经济中，驱动社会行动的观念是不能被悬置的，苏联搞计划经济背后的观念，不同于过去中国搞计划经济背后的观念。虽然计划的手段一样，背后的观念却不一样，当计划经济碰到问题时，解决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忽略观念，这些东西根本就讲不清楚。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形态背后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这没错；但在不同观念下，自利动机怎么转变为经济的行动，其中的机制是不同的。我经常举《镜花缘》中君子国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假定在市场中每件商品涨价了才买、降价了再卖，那市场经济的结构会是怎样的？那肯定是不一样咯。当然，这样的结构不稳定，即使存在过，最终也消失了。

社会科学研究是将观念悬置起来的，但回到历史本身，这个观念是不能悬置的。没有观念，历史是活不起来的，之所以有时候看似活起来了，是因为人们把当下的观点填进去了，只是他们对此浑然不知而已。最近我看到很多书很畅销，研究古代历史，研究各王朝的君臣如何行事，解释一些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我看到这样的现象，就很感慨，书想要畅销，就需要写得通俗、活灵活现，甚至将今天的观念填进去。然而，将今天的观点填进去以后，这还是古代历史吗？这里只不过是借古代背景来讲今天的故事。类似的还有历史文学，它实质上是故事，不是历史研究，但人们就将此作为真实的历史来理解了。

我认为，真正好的历史研究一定要进入观念世界；对观念本身的研究，构成了解释历史事件为何会发生的研究，这是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部分。历史事实是客观的、能够讲清楚的，可只有涉及主观的观念，历史才能活起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西方的后现代史学非常盛行，他们认为历史就是叙事，历史上的观念已经被遗忘了，只能用今天的观念来代入，那么历史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虚构的，都是在讲故事。这一直盛行到九十年代初，现在开始退下去了。如果想要追究历史为什么发生，一定要去研究观念结构，比如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词汇语言的分析，对普遍观念做出很精密的考量。对此，我觉得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很好的战场。

学生：谢谢金老师，非常受益！您曾在美院的授课过程中谈到思想史或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这些课程目前在B站有不少的播放量，影响了不少青年学子。可否请您再谈谈方法？

金观涛：“走进去”和“走出来”，可以说是思想史的独门武功。这个武功要怎么教，我也不知道。我的博士生要做中国美术史，都要经过一个艰难的阶段，就是读了中国古代的文献但却无法“进去”，问我，其实我也不懂，因为我也不能进去。但是我大概成为了他们“进去”和“出来”的一个榜样，我的研究生是这样形容我的：金老师，我在读文献的时候，您就是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标杆，我读不进去的时候就看看您。我想这也不错，我说我很自觉，你说没有进去该怎么进去，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要进去以后，自己肯定是知道的，你会很愉快，也会忽然发现原来读不懂的那些东西，都懂了，而且你还可以跳出来，你的论文就成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这个体验，你就没有真正进去。所以，方法上的问题其实是回答不了的，这个东西要做研究的时候，让每个人自己来体验。

学生：很少有一位学者能够同时涉猎科学哲学、轴心文明研究与中西思想史研究，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领域就是人文艺术，您对自己在美院的经历怎么看？

金观涛：我认为自己对油画、西方的绘画有一种天然的敏感，一幅西方的画好不好，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我对中国的山水画和书法就做不到这一点。其实，我见到毛笔就发憷，小时候没有好好学过，字写得一塌糊涂。当我发现自己的孙女字写得那么好的时候，我是很惊讶的。到美院讲思想史、指导学生写中国美术史的论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条路是西方人找不到的，而我们尝试着通过观念研究来探索中国山水画的起源、中国书法的起源，我想，我们大概是找到了一条进入的路。

学生：目前美院的一系列研究还是非常精彩的，比如对画山水背后普遍观念的揭示，还有宋明理学天理世界观念的视觉表达研究，令人不禁赞叹。您是怎样指导学生探索“中国思想与绘画”这一美术史新方向的呢？

金观涛：也许，我一般就是给他们以精神上的感召吧！这就是，当你碰到困难之后，你不要回避，并保持对任何问题的怀疑。哪些研究是走对路了，哪些不是，这种“感觉”我是有的。他们可以把感觉告诉我，我可以告诉他们哪些感觉可能是对的。据我所知，我们做得很好的学生，在外面也很出色的，大概跟我都有过这样的互动。他们遇到困难的事情，我叫他们坚持下去；对于他们的错误，我即使不懂，也能看出来。因为走错路的时候，那个东西肯定是能感觉出来的，一个好的研究者是能感觉出来的；当一个东西是对的时候，那种直觉，即使不看文献，也是能捕捉到的。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是没法讲的，它要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才知道的。

以汉代的宇宙论儒学为例，当时汉代的天灾怎么打击到官僚制度？对这个问题，我和刘（青峰）老师总结了一个模型，但这并不是读过海量的文献之后才总结出的，结果我的一个硕士生专门去读《后汉书》，就把这个给做出来了。最后他知道我在总结这个模型时基本没有逐字逐句去读史料，是大吃一惊的。我讲过，一个好的历史研究，是不需要堆太多史料的，它就像数学一样清晰，这话在美术史里也成立。但是如果要正面讲“怎么做”，这就不好说了。比如怎么做数学，那是要靠经验和很多直觉的。

还有一点，对的东西是很美的，而且会触动你的心弦。做过长年研究的人，就会有这样的体验。你会有很多东西搞得很boring，你就非常烦，没什么意思，然后有一天豁然开朗了。我经常讲：研究就像抽鸦片一样。你受过这样的熏陶以后，你一辈子就陷进去了，因为其它的东西都无法满足你了，就一直做。最后这个东西是付出大量的辛苦，偶尔有一点收获，但你反而持续去做。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这也许就是你们碰到困难时的生命意义，就好比你被关到监狱里了，你还能体会到的那个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就是学术发现了。我和刘老师已经那么大年纪了，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还能享受着读史料、做研究、想问题的时候，发现那些新东西的快乐。

学生：谢谢您！听到您的这段话，我也非常受鼓舞。最后一个问题比较大，我想请您来回顾一下自己这五十年的理论生涯，特别是您认为最重要的一次或几次转折是什么？

金观涛：这个问题我倒没想过，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愿意回顾历史。我跟时代差的比较远，也不接近时代。但在我看来，有几个转折是很明确的：

第一个是青年时代的转折，我曾经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大概在1970年代前，我发生了一个巨变，就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转向了系统论，这是一个巨变。这个转折直接影响我的八十年代。另外，我本来是个理科生，跟刘老师结婚，就相当于跟文科结婚了嘛（笑），刘老师那些人文古典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们到郑州大学，她在中文系，我在化学系，我们就开始研究西方的各种东西。那时候，国家改革开放，我们就为撰写《兴盛与危机》做准备了，这个东西是我们八十年代的代表作。当时我们对历史、对系统论的掌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后来的转折就是走向观念史了。八十年代我没进入中国思想史，当时做中国思想史的人比做中国史的人多，但大多是从性理、程朱、陆王来着手，陷进去就无穷无尽。后来八十年代末，我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进入文本分析。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大概花了七年时间才进入了思想史，“进去—出来”的方法就是这个阶段悟出来的。我读韦伯也没有太直接的帮助，起初韦伯的书我们是看不到的，后来接触到以后有很多人都觉得很妙，却又讲不清楚妙在哪里。当然，事后看来还是有妙处的，比如韦伯提倡的“理解”方法，但要知道，韦伯本人对理解方法和ideal type的阐释并没有后人概括的清楚。对我个人来讲，进入思想史是一个大转折，从科学哲学进入了人文的世界。在写《开放中的变迁》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完成这一转折，直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这个转折大概就很明显了。

后来我曾经想把这个经历告诉一些人，但大家好像都很难以接受，可能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再往后，我们就开始用关键词来验证结论，并开始做数据库了，最终有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和《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新近的一个转折就回到语言学与哲学，一直到当下。

本文系根据师生问答的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修订；同时，为保留问答的现场感，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作者的口语原话，内容仅供参考，若有不同的学术意见，请以作者的文章和专著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