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4年寻一个真相

第1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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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上一期，我们提到：每一次卧底都惊险无比，每一次他都全力以赴。

每一个警察都有自己的传奇。因为每一个警察心里都住着一名侠客，都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有着并肩战斗的激情澎湃，也有对未破案件、未解之谜的遗憾。

比如这起发生在37年前一个冬日清晨的命案，曾一度悬在黄岩刑警心里34年。

那年，被害人20出头，专案组中的年轻侦查员20出头，凶手也才20出头。

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很多人。

唯独不变的是，被害人家属希望有生之年见证凶手被抓，侦查员每时每刻都等着给凶手戴上手铐“咔嚓”的清脆一响，凶手希望让真相沉入海底。34年的冬去春来，厚厚的尘封的案卷上，那些秀气或粗犷的字记录着几代刑警的努力，用34年等一个真相，他们知道：每一次无功而返、每一个蹲点守候的孤寂夜晚，都不是白费，他们辛苦疲惫的时候，往往也是凶手最放松的时候。

在那样的夜晚看到那一组照片，心脏还是不觉地越跳越快……

那些个夜晚，我在暗房里触摸着那本用白卡纸装裱的黑白现场图，眼前出现了一片田野，寒冬的清晨，仿佛有一缕薄雾在空中缓缓飘散……

2020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夜里，我被电话吵醒，一个刑侦大队的老同事用沙哑的声音告诉我：“李勇抓住了！”

我拿着电话呆了好一会儿，依然怀疑这是他们和我开的又一次玩笑。

在台州市黄岩区公安分局当过警察的，尤其是当过刑警的，“李勇”这个名字，几乎是伴随着整个从警生涯。

1995年我穿着警服的样子真的很帅

1994年，我考入黄岩公安局时，因为学过拍照，被分配到刑侦大队，从事刑事照相工作。同时，我还负责冲洗看守所在押犯人的头像照。每次，我都要等到看守所里拍满5个胶卷时一起冲洗，一洗就是一大堆。

那时候，刑大的照片多是黑白的。我有一个大的足以让很多“摄手”羡慕的暗房。冲片时，只开一盏昏暗的红灯。暗房里有一台前任留下的双卡收音机，我经常会放一盘“阿姐鼓”的磁带。神秘的旋律让那个屋子的气氛更加特别。多年以后，我还会经常想起暗房里的那段时光。

90年代的黄岩公安刑侦办公楼，我的暗房就在右下角那个关着门的车库隔壁。

暗房里有个老式的实木柜子，涂着红漆，非常厚重。前任、前前任拍摄后，觉得很重要的案件照片都会加印一份放在里头。我有时会去翻看，说是学习拍摄技巧，其实就是好奇罢了。

有一个晚上，我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一刻，阿姐鼓的旋律正好到了一个激昂的时刻。

方位照里，是80年代黄岩到路桥的104国道旁边，冬天萧瑟的景象，红色的圆珠笔标出的一个箭头，指向田野中间一处位置。

中心现场照片里，箭头指向一具裸体女尸。她侧卧着，看上去身材很好。高清的尸体近照可以看到她的头发披散着，如果从背后看去，那几乎就是一张人体艺术照。然而，转到正面，却是惊悚的一幕：女子紧闭双眼，嘴间赫然绑着一条围巾，那条围巾如同一条吐着红信的毒蛇，压着她的嘴一直到后颈部紧紧缠绕着……

1986年的104国道黄岩至路桥段，民主乡下庄卢村，现场就位于公路旁边的田野中。

当时，我已经跟着法医阿满半年多了，已经看过很多不同死因的尸体，拍过各种血淋淋的画面，但是看到那组照片时，心脏还是不自觉地越跳越快……

那些信息被或秀气或粗犷的记录在不同质地的纸张上。

1986年，我还在读初三，但是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在现在看来依然很大的事情。

费翔正在排练《冬天里的一把火》，次年春晚，这把火烧遍全中国，也包括大兴安岭；86版《西游记》播出；马拉多纳上演了“上帝之手”；中国女排“五连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27秒后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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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照片册写着：

案发时间：1986年1月23日

案发地点：黄岩县民主乡下庄卢村

她是谁？为什么被杀？谁杀的？

那晚过后不久，我就带着这些疑问从老刑警手里拿到了整个案卷，仔细查阅起来。如今回想起翻阅案卷的情景时，依然感慨万千！

厚厚的案卷记录着尸体发现后每一天的工作，询问记录、会议纪要、走访汇报、嫌疑人刻画等等，这些信息被或秀气或粗犷的记录在不同质地的纸张上，像一条时间轴，串起了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

在我拿到案卷时，距离发案已过去8年，期间参与侦破的法医、痕迹技术员、侦查员有很多已经离开了刑大。

90年代初黄岩刑侦大队合影

那是黄岩刑侦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在各种场合我听说过很多他们的故事，有他们智勇破案的，有他们兄弟情深的，还有很多他们嬉笑逐骂恶作剧的糗事。那是一帮工作起来玩命，玩起来发疯的警察。他们的气质和现在的年轻刑警有所不同，是那个年代独有的。

案卷非常详尽的指引我了解了当年侦查工作的点点滴滴，搞清楚了李勇是如何被前辈们从茫茫人海中找出来，又如何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1986年，1月23日。女尸的发现，打破了这座小城原有的宁静。

那天清晨，天才蒙蒙亮，下庄卢村那片田野里还飘散着淡淡的晨雾，遮掩了冬日的萧瑟。不远处的国道线上人来人往，大多是去赶集的村民。

尸体距离公路有近百米，说不清是谁先发现的，有几位村民开始停下脚步眺望，其中一个壮着胆子慢慢靠近，然后慌忙地摆着手跑了回来。

越来越多村民闻讯赶来，在路边议论纷纷，不知所措。碰巧，有辆“边三轮”摩托车经过，车上有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他见状立即调转车头，到乡里给公安局打了电话。

刑侦队赶到时，现场警戒线外已是人山人海。派出所的民警和乡村干部在维持秩序，不时呵斥那些趁机“打浪”，想往前挤的愣头青。

在一个连固定电话都罕见的年代，这种消息也是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开的，直到女尸搬走后，还有大批看客骑着自行车从黄岩各地赶来……

在冬日刺骨的寒风中，1986年的黄岩刑警们按照自己的分工忙碌着。现场勘查条件很差，好事者留下的脚印更让勘察工作雪上加霜，可以说，当时并没有提取到多少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初步调查只是认定了一点，这里不是第一现场。

对于无名尸体案件来说，查明死者身份是首要任务，很多案件身份查明了，也就破案了。然而，近期失踪人员里并没有相符的。

根据专案组的部署，一批刑警围绕着现场开展走访，寻找线索，还有大批民警、联防队员、治保人员带着死者的照片，到周边乡镇挨家挨户地找人辨认。

中心现场，机耕路旁的女尸，远处的国道线旁边是密密麻麻的围观人群。

他的心越来越沉重，在现场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立即赶到黄岩报警

就在大家一直找不到线索时，天长南路的城关派出所走进了一个年轻人，他的一句话让值班的几位民警眼前一亮！

“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专案指挥部立即派出一批骨干刑警赶到了派出所。经他辨认，田野里的死者就是他的未婚妻张兰。

报警人张山家住温岭白山乡，是个修钟表的个体户，两年前，经人介绍和22岁的张兰认识，确定了恋爱关系。

因为白山是个小地方，修钟表生意不怎么好，所以他俩有时会批发电子表到黄岩、路桥等地售卖。

案发前一天早上，张兰带着一个黑色挎包出门，包里装着上百个电子表、计算器。她要先骑着“永久”自行车到一个叫马嘴山的地方，把车子停在车站，然后乘坐“三卡”去黄岩。

当年的神车——“永久牌”三八大杠（图片来自网络）

昨天是张兰一个亲戚结婚的日子，她和张山说好，下午三点左右回来，然后一起去喝喜酒。

可是张山等到天快黑了还没见张兰回来，就借了辆自行车出去寻找。他骑到马嘴山，看到张兰的自行车还停在车站，等了一会儿没见她回来，以为她直接回娘家了，就骑车到她娘家，却发现张兰没有回来。

更加着急的张山再次骑车到马嘴山，发现张兰的车子不在了，本以为她骑车回家了，可是回家后还是不见人影。

那一晚，张山很不安，她反复思考张兰可能去的地方，但是问遍了亲朋好友都没有她的消息，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夜未眠后，他揉揉发肿的双眼，决定到黄岩再去找找看。

在黄岩街头，他找了两家熟悉的钟表店，老板说前一天上午确实看到过张兰，其中一家还向张兰买过表，但是后来张兰去哪里就不知道了。

张山记得张兰好像说过有个朋友在黄岩，但并不知道具体名字和住址。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到，于是，跟着内心的期望，决定回家再看看。

坐在颠簸的“三卡”里，张山感觉到倦意袭来，就在昏昏沉沉中，他忽然听到车上有人说，去路桥方向有个女人被杀了。

他瞬间惊醒，心头有一种抽紧的感觉。不会的，不会的，他摇摇头，喃喃自语地告诉自己。

但他还是在车上人说的地点下了车，那时，尸体已经运走了，但田野旁还有不少人围着议论。有几个曾经目击过尸体的村民还在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张山听着听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渐增强：不会是张兰吧？

他的心越来越沉重，在现场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立即赶到黄岩报警。

凶手可能为单身男子，单独居住，在这个空间杀人并短时间藏尸。

那天晚上，民警对张山第二次询问的时间很长，对于他和张兰的往日关系、近两天的活动情况等等都问得非常仔细，有些问题似乎超出了正常了解的范畴。张山对此当然是非常生气的，他不仅承受未婚妻被害之痛，还要被人怀疑！

其实，警察和法官、检察官的区别在于，警察面对你的时候，他心里首先将你认定为有嫌疑，然后通过谈话、查证，逐渐排除你的嫌疑。法官和检察官的潜意识里，你首先是无罪的，通过审查警察提供的证据来查证你是否真的有罪。

很遗憾，在这样的案件里，作为死者最亲密的人之一，张山不得不受到警察的特别关注。

九十年代的黄中操场，很多重大活动比如公判大会都在这里举行。

那天晚上，就在张山还沉浸在悲伤和愤怒中时，台州地区公安处和黄岩县公安局召开了第一次案件分析会。

“死因非常明显，机械性窒息死亡！就是被人掐死的。”法医干脆利落地说，“从尸检情况来看，特别是结合胃内容消化情况来看，1月22日中午或者傍晚可能性较大，在中餐或者晚餐之前。”

法医还根据尸斑、尸僵的情况结合当时的天气推断，尸体转移至第二现场，很可能是1月22日的晚8时至次日凌晨1时这个时间段。

随后是各组的汇报，以及他们对案情的分析。

我在当年的案卷中看到一张对凶手的分析：胆大妄为、心狠手劣，并知道死者身上带有钱财的人作案可能性较大。

案卷里已经泛黄的案件分析和侦破计划

还有一份案件分析材料上对凶手的具体形象进行了刻画：

凶手可能为单身男子，单独居住，或者一定时间段上具有单独居住的条件，凶手在这个空间杀人并短时间藏尸。

凶手对抛尸现场并不十分熟悉，选择的抛尸地点很不理想。

凶手具有一定的运尸条件，最有可能的工具是拖拉机、摩托车，或者是“塔车”（手拉车）。

从以上分析来看，当时的专案组倾向于凶手的作案动机是谋财，但是并没有完全排除因情、因仇或者耍流氓杀人的可能。

正是基于对案件的分析，1月24日开始，专案组把民警分组，在黄岩和温岭两地同时开展工作。温岭那一组围绕着张兰的生前交往情况开展调查，其他组则寻找1月22日张兰所有的活动轨迹，她到过哪里，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都要一一查清。

多数破案靠的是排查走访，而不是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拿着烟斗推理。

这个案件若放在今天，绝对会上热搜：妙龄女子被杀、裸体抛尸野外，真的是有着太多的热议点了。以网友们多年熟读柯南、福尔摩斯后掌握的丰富破案经验，可以演化出无数天马行空、让人神迷的作案可能。

相对于脑洞大开的网友，警察的工作更多是依据已有的证据进行推理，然后开展调查核实。

在不断深入的调查中，张山的嫌疑被排除，他没有作案动机，也不具备作案条件。

张兰生前作风正派，为人善良，几乎找不到仇人，她的交往人员中，有几位一开始引起了警方的关注，但也逐一被排除。

调查的不断深入，让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这里轻描淡写的一句“不断深入地调查”，其实是无数警察们几个不眠之夜的付出才换来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兰的自行车不见了这个情节。当天，张山曾经去看过好几次，前几次看到车子还在原处，但是夜晚最后一次去的时候车子不在了。这就有好多种可能了，是不是张兰已经回到白山乡才遇害？如果是这样，案件的侦查重点就要放在温岭了。

仅仅围绕这种可能，民警们足足查了两天，最终查明是居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个村民，看到这辆自行车停了一天没人来拿，就偷偷搬回自己家里藏起来了……

说起侦探小说，不管是现在的心理罪、东野圭吾、少年柯南，还是以前的福尔摩斯、尼罗河上的侦探波洛、开封有个包青天什么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凶手和死者一般都有某种紧密的联系，为了完成所谓的完美犯罪，精心策划，散布各种迷雾，制造各种不在场证据。侦探们则靠着缜密的推理，拨开疑云，最终找出凶手的破绽。小说的结尾一般都有主人公的高光时刻：当着众人的面，一边抽着烟斗，一边剥丝抽茧般地把案件从头到尾细捋一遍，风轻云淡间就把混在人群里的凶手揭得体无完肤。

很多男孩选择当警察之初，也以为这样的高逼格就是警察的日常，可是现实中，这种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寻死路的凶手是极其罕见的。我在多年的警察生涯中，也确实遇见过几个这样的傻缺，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就被刑警们揭穿了。

熟人作案，哪怕智商再高都不怕，刑警们根本懒得理你设下的各种局，单刀直入，一砖头就能把你“拍死”。在那个没有监控，没有什么高科技侦破手段的年代，刑警们真正害怕的是陌生人作案，流窜作案。凶手和死者生前并无任何交集，偶然相遇，因财因色或者是突发的矛盾就痛下杀手，根本不给警察推理的机会，只能在茫茫人海中大海捞针似地去寻找。

八十年代，在黄岩最繁华的桥亭头举办的一次公判大会。

这起案件就是如此，破案主要靠排查走访，而不是坐在松软的沙发上，拿着烟斗推理。

最传统的排查走访就是刑警们的看家本领，也是最锐利的武器。如今看来可能感觉有些LOW，然而，两条腿、一张嘴、一支笔、一个本，这就是排查工作的全部。

为了破案，黄岩公安局开展“人海战术”，动员了局里的大部分警力参与。民警们几人一组，拿着张兰的照片，沿着她可能经过的路径逐家逐户地询问。

那一年，王力宏只有22岁，被抽调到专案组后，跟着一位姓赵的副局长，在黄岩街上整整走了好几天，每天都从早上一直走到深夜。

1986年，22岁的王力宏

就这样，在公路沿线、在城区街道、小巷，关于张兰的信息逐渐被记录在警察们的笔记本里，又汇总到组长那里，最后出现在分析会上。

用现在的时髦词来说，这就是最原始的“大数据”。

张兰1月22日上午9点左右就到了黄岩，不管是中午还是傍晚遇害，这其间走过的街道，接触的店家应该挺多，排查中反映上来的信息也确实不少。

青年路一家钟表店老板说，张兰当天上午曾经到过这里，卖给他十几只电子表。

天长北路一家杂货店老板说，张兰当天曾走过他家推销电子表，他没有买。

在天长南路的一家服装店，老板说，张兰也曾经到过这里，店老板也买过一些电子表、计算机。

黄岩城区的劳动北路，当年，专案组民警曾经奔波在这条路上。右下角还有一辆当时街头很常见的“塔车”。

刑警总是在充满着真真假假的情报、信息的黑洞里，乐此不疲地追求希望的亮点。

在专案组收到的信息线索中，还有大量看似并不相干的信息。

比如，1月22日晚，现场附近的一个村庄有村民发现三名行迹可疑的陌生男青年在闲逛，有人还听到他们在说“寻度娘”（找姑娘）什么的，当晚村里的支委会正在开会，听到村民的汇报后，警惕性和正义感爆棚的村干部们怕出事，立即停会去寻找这几个人，最终也没有找到。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张兰被害的当晚，与案件有无联系？如果从破案时刻往回看，很多摸排上来的信息根本是毫不相关的。但是从最初的发案往后推，没有一条信息是可以忽视的，很多时候，破案的关键正是某条起初并不起眼的线索。

刑警总是在充满着真真假假的情报、信息的黑洞里，乐此不疲地追求希望的亮点。他们的工作99%是无效的，但是，没有那99%的艰辛，就没有那1%的成功。

这起案件在当时的黄岩县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江湖上各种传闻纷纷出现，造成年轻女子都不敢独自走夜路了。

台州地区公安处一开始就参加了侦查工作，因为案件性质恶劣，不久，省公安厅也派出了专家指导破案。

90年代初黄岩刑警在现场提取痕迹物证

调查情况不断更新，张兰的活动情况也更多地呈现，专案组领导发现，有关张兰的活动信息，基本上到中午为止，下午的情况一点都没反映上来，而且对“三卡”驾驶员的走访也只找到张兰从温岭来黄岩的乘坐记录，始终没有找到回温岭的记录。结合法医的推断和张山讲述的情况，再加上张兰当晚还要回到温岭喝喜酒等各种因素，大家更倾向于张兰在中饭前就已经遇害了。

那么，第一现场，最可能在黄岩城关。

老的黄岩城关镇号称七十二巷，有着大量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小巷，其中有许多密密麻麻的老房子，张兰的最后行踪，是在这深深小巷的哪一幢房子里吗？

1986年的仁风路，几十年了，很多房子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图片中远处的那座稍显现代化的房子，就是后来的台一医所在位置。

人是个复杂的东西，真的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专案组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黄岩城关。李勇的名字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1月22日那天，他在街头闲逛，11时左右，他逛到一家熟人开的杂货店，正好张兰就在店里卖表，他碰上了。

其实，警方在第一遍排摸的时候，老板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天，杂货店里还来过好几个人，李勇胡乱插了几嘴就离开了。当时，老板忙着选表，也没有太留意到这个熟人，所以没有对民警提起。

当走访民警再次回访时，他想起来了，那天来过店里的还有熟人李勇。

于是，民警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李勇”两个字。整个走访期间，记在民警笔记本上并被反映到专案组的人太多太多了，不少人和李勇一样，只不过就是和张兰打过一个照面而已。

但是只要有一丝丝联系，就要下功夫去核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

八十年代的黄岩警察，开着威风的边三轮。

那一年，李勇22岁，已经工作4年，是黄岩一家工厂的工人，有一个已经在谈婚论嫁的女友。

从照片上看，那时的李勇浓眉大眼，颇有些老式影片里硬汉的感觉，平时表现尚好，没有什么劣迹。

1月25日晚上，片警黄警官到李勇家找他，他恰好在厂里上夜班，黄警官就留了张字条，通知李勇第二天到派出所。

第二天上午，李勇来派出所做笔录。我看过那份已经泛黄的笔录，足有8张纸，密密麻麻地记录了李勇的陈述。

他并没有回避当天碰到张兰的情节，还非常准确地回忆了当天他活动的一些时间点。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警察不都是火眼金睛吗？面对凶手，不是应该一眼就捕捉到对方眼中闪过的慌乱，然后步步紧逼，让其现出真相？

我不得不说，侦探片看多了真的会有后遗症！

事实上，大多数人面对警察的盘问，即使心中没鬼，略有慌乱是正常的，神情镇定也是正常的，但有时候，略有慌张是不正常的，神情镇定也是不正常的。

人不可貌相，神态并不能说明本质问题。十几年前，黄岩发生一起杀人分尸案，死者是风月场上的女性，通讯录里有众多的联系人，这些人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嫌疑，其中一个是黄岩一家知名企业的高管。他接到电话后，穿着名牌西装，梳着大背头来到刑警队，微笑着给我们发了一圈“华子”。

当我告诉他，那个女子被杀时，他那张大的嘴巴、瞪圆的双眼，一脸惊诧的表情，让人觉得他事先并不知情。我给他采了血，取了指纹，他略有羞愧却又颇有“大家都是男人，你们懂的”的表情，承认了和该女的不正当关系，还小心翼翼地要求民警千万不能告诉家人。这些似乎都是完全正常的表现，可是当晚我们进一步查证后，认定他就是凶手！

人是个复杂的东西，真的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和李勇谈话的那几个民警很负责，认真做完笔录后，还抽空到李勇家四处察看了一下。

李勇住在仁凤路，一个很旧的四合院里。民警来的时候，李勇的父母、两个姐姐都在，他们显得有些不安。

80年代黄岩治安联防巡逻车辆

那时候老百姓看到大盖帽都有些畏惧的心理。老一辈警察和我说起以往的辉煌时，总会提起，以前两个警察带着一盘麻绳去抓几十个人参加的赌博，一句“公安局的，都别动！”就能让几十个赌徒乖乖地束手就擒，绑成一串回所里。如今抓四个搓麻将的，可能要去十几个警员。

或许是巧合，但是巧合太多了总是让人疑惑。

当晚的分析会上，面对纷繁的线索，李勇的名字再一次被提起，几个疑点反复出现在他身上，让大家对他的兴趣陡然上升。

和李勇谈话后的那天下午，几位警察先后到他家附近和单位等地核实他在1月22日的活动情况，发现有一些时间段是无法确认的。一个是他到父亲那边吃午饭后出门，到上班的一个多小时，他所述去过的几个地方没人能证明。虽然，这也是正常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独处状态。还有一个是当晚他去上过夜班，直到第二天下班，但是同样没人能证明他一直在岗位上没离开过。

这两个时间段，恰恰就在法医推断的杀人和抛尸时间范围内。

或许只是巧合。

李勇一家住在仁凤路，但是民警却了解到，本来李勇是一个人住在仁凤路老屋里的，父母、姐姐等人住在天长南路的房子里，因为李勇姐姐的男朋友来了，1月24日，他父母也搬到仁凤路居住，也就是说，1月22日，李勇应该是一个人住在仁凤路的。

细心的黄警官还看到，李勇家楼下停有一辆“塔车”。

或许还是巧合，但是巧合太多了总是让人疑惑。

领导立即要求对李勇进一步调查，直到放心为止。

然而，那1%竟然马上就出现了。1月27日早上，就在民警到李勇的厂里继续调查时，李勇的家人拎着一个旅行包走进了城关派出所,告诉值班民警：李勇不见了！

原来，26日中午，民警走后，李勇家人很不安，他们问李勇民警找他什么事，李勇嘴巴上说没事，但是声音很小，而且情绪有些低落。

午后，李勇就骑车离开了家，晚饭时分，父母发现他的车已经停在家门口了，但是人却不见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李勇还是没有出现，父母非常担心，总觉得李勇有什么事瞒着他们，于是就在老屋里四处翻找，结果在二楼发现一个纸箱，纸箱里有个旅行包，包里有几件女式衣裤，还有一塑料袋的电子表和计算器……

至此，基本可以确定，李勇就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

李勇家人发现的一袋电子表

这起案件的侦破并不像我经历过的其他一些案件那样一波三折、惊心动魄，但这也是无数民警几天的艰苦工作换来的。民警们的耐心排查、细心核实、步步紧逼，才让真相逐步靠近。李勇逃或不逃，都不会影响警方揭开他的真面目，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对他的追捕之路却是那么的艰难，那么的漫长……

这么多年来，他每一次检查旅馆，都希望能够找到李勇的线索

1986年1月27日上午，黄岩警方对李勇的追捕工作拉开了序幕。警方印刷了大量的通缉令分发，广播里也播出了李勇的体貌特征。

当时，黄岩的交通十分不便，只有一条颠簸的104国道穿境而过，出逃的方向主要是杭州、温州、金华几个方向。

专案组迅速在几个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都派人进行了设卡。同时，通过了解李勇的社交情况，寻找可能的藏身处。

那一年，王力宏从部队复员，刚当上警察不久，他和李勇是上下届的校友，他认识李勇，李勇却不认识他。而且王力宏曾经在金华当过兵，他自告奋勇，参加了金华方向的追捕组。

他至今记得，那天上午十点左右，简单的会议一结束，顾不上回家整理行装就和城关派出所的王副所长紧急出发了，因为公安局车子不够用，还向县法院借了一辆车，连同驾驶员小蔡一起，三个人赶往金华。

他们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印刷了很多通缉令，分发到火车站、汽车站，以及金华的各个大小旅馆。

当年通缉令上的李勇

1986年的春节，黄岩公安局很多民警都是在追捕的路上度过的。

王力宏他们三个人每天轮流蹲守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盯着人流寻找李勇的身影。这种现在看来挺“低效”的蠢办法，在当时却让很多逃犯落网。

他们三人在金华整整守了20天，最终没有收获，在一个漫天大雪的早晨，离开了金华。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再晚一点走，我们就困在路上回不来了！”每次王力宏回忆起当年的追捕经历，眼前都会出现那一年的大雪。

其他各组也都一样，努力工作着，但都是无功而返。

金华老火车站如今已是一座主题公园（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后，一位认识李勇的大货车驾驶员向警方反映，不久前在上海一个停车场见到过李勇。

专案组民警立即赶赴上海，调查了一周也没结果，不知是驾驶员看错了，还是李勇没留下痕迹。

大约一个月后，李勇的一位家人收到了一封信，来自云南省麻栗坡县，经鉴定，确实是李勇写的。这是案发后关于李勇踪迹最确定的一条信息！

六位民警火速赶往云南，位于中越边境的麻栗坡。这个地方还有个全国人民熟知的名字：“老山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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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的缘故，这个小城里能见到大量的军车、军人，还能听到边境上传来的隆隆炮声，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一股硝烟味，局面显得格外紧张。

几天的工作后，他们果然在一家旅馆发现了李勇的线索，虽然登记本上不是李勇的名字，但是经过笔迹比对，确为李勇所写，而且服务员看了李勇的照片，也觉得有点像。

民警们很兴奋，这是李勇出逃后，第一次真正发现他的踪迹。然而，接下来的工作并没有新的突破，李勇再次消失在那个边疆小城。

追捕工作是个沉重的话题，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插曲，比如麻栗坡的这次追捕，诞生了黄岩警方很经典的两句“黄普”。

那个年代，大家的普通话都不太标准。外出办案时，民警们很努力的把黄岩土话用独特的方式翻译成普通话，形成了自认为很标准，但是外地人听不懂，黄岩人也听不懂的“黄岩彩色普通坏”，简称“黄普”。

在麻栗坡出差的王普法副所长，某日发现晒在走廊里的袜子不见了，就叫来旅馆服务员妹子，很认真地问：“我的洋麦解唔去了（我的袜子哪里去了）？”

服务员妹子：……

王副所长那一刻很同情这位祖国边疆的小姑娘，真可怜啊，连普通话都听不懂！于是很耐心地一字一字炖了一遍：“洋麦？麦子？解唔去了？”

服务员妹子：&%￥#@#￥%&￥……

这个追捕组回到黄岩后，王副所长的“洋麦”和“解唔去了”就成了黄岩警方最经典“黄普”之一。

除了“普通坏”不太标准，老王是个很称职的警察，在他的辖区内发生的这起案件，他一直耿耿于怀，牵挂在心。

老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成了城关派出所一名专门管理旅业的民警。他喉咙很响话不多，工作中极端负责，铁面无私，被人私下称为“硬头颈”。他在管理旅业中，抓了无数逃犯，多次受表彰，也是黄岩公安为数不多的“国字号”优秀人物之一，黄岩公安陈列馆里还有专门的展柜，展示他曾经获得过奖章和奖状。

2007年临退休前的王普法在走访群众

黄岩公安陈列馆里王普法的展柜

有一回我给他写材料时，他还告诉我，这么多年来，他每一次检查旅馆，都希望能够找到李勇的线索……

在黄岩公安陈列馆里，还有两份很珍贵的展品---电报。这两份电报，正是黄岩这边的指挥部和在麻栗坡的追捕组联系时留下来的。

电报是按字算钱的，每个字几分钱，连地址和收报人也要算钱，所以，那时发报要“惜字如金”，像下图中那封电报，在那个年代堪称豪横之作，平常百姓是消费不起的！

保存在黄岩公安陈列馆的两份电报，当年，指挥部通过这种方式和外出追捕的民警联系。

那段时间，我每天上下班路上，骑着自行车总是东张西望，两眼四处放光……

在一次次失望后，大规模的追捕工作告一段落，专案组撤了，追捕的工作就留给了刑侦队，有几个民警除了手头的工作，还专门负责搜集李勇的线索。

在此后的每一次严打整治、追逃攻势，李勇的名字总是出现在逃犯名单的首位，这么多年来，“榜一”位置始终没被动摇过。

1994年7月，我调到黄岩市公安局工作。1995年的夏天，头陀镇一起杀人案中，逃跑一个多月的疑犯悄悄潜回黄岩，没想到被一个辅警认出来后抓获了，那名辅警受到了表彰。

我作为一名拍照的技术人员，立功机会比较少的。哪怕是后来立功的名额增多了，大多数民警一辈子都与立功无缘。

我突发奇想，假如李勇也这样潜回来，恰好被我看到，亮闪闪的三等功奖章应该和我有缘吧？

于是，那段时间，我每天上下班路上，骑着自行车总是东张西望，两眼四处放光……

然而，李勇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我对他的愤怒也增添了几分。

已经记不起是哪一年的夏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有人看到李勇回到了黄岩，局里组织了大量人员开展排查，急需李勇的照片。

深夜里，街上的照片冲洗店都已经关门，我只能自己冲洗，一次性翻拍了30多张黑白胶片，用最快的速度把胶片冲出来。不用放大机，用印相机，把一条条底片排好，用整张照相纸压上去曝光，一次印出来30张，简单显影定影后，只是用水漂一下就直接拿吹风机吹干,因为暗房外有很多人排队等着。

随后，我拿起照相器材，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拍摄李勇被抓的新闻。最后也没有结果，估计是有人看走眼了。

我在刑大的最后一年，参加了一次去江西吉安追捕的任务。在路上，带队的同事很神秘地告诉我：除了要抓的几个人，这次还有李勇的消息！我们倍感振奋，旅途的疲惫一扫而空。但是几天的工作后，其他逃犯抓了两个，李勇的线索再次断了。

有人说，李勇去云南就是为了出境，麻栗坡出不去可能从其他地方出去了，说不定早已在国外娶妻生子了。也有人猜测，李勇可能在北方哪个小煤窑里挖煤。还有人说，李勇这人头脑活络，或许已经在哪里发财当老板了。当然，还有一种猜测，李勇或许躲藏到某个隐秘的角落畏罪自杀了。

我在刑大之初，只有17位民警，虽然也分为侦查、技术和情报三个队，实际上一碰到案件，大家都是一起上的，后来，刑大的队伍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追捕李勇的工作，主要由大案队（重案组）负责，一代又一代的大案队刑警，始终肩负着上一代传下来的这一光荣而艰巨任务。

2001年，参加一次保卫任务时的部分刑大民警合影。

那几本尘封的案卷被一代代刑警们打开、封存、再打开。

李勇，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警方的视线中。

2004年，我离开了刑侦大队，去派出所工作，三年后又调到宣传部门，李勇的名字听到的就少了。

时光如梭，已经没有多少黄岩人还记得那起案件了，参加过当年李勇案侦查的老刑警，也陆续都离开了刑侦大队，有的已经退休，但是对于抓捕李勇归案，却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刑警们传承下来的执念，不可动摇。

那几本尘封的案卷被一代一代刑警们打开、封存、再打开。

我不知道那些年轻的刑警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捧着一杯奶茶细细翻阅案卷的时候，会不会生出和我当年坐在照相室里一样的感慨。

那几本案卷，内容还在不断丰富，除了1986年的专案组留下的材料，后来接手的刑警们又留下了许多努力的痕迹，那一份份或新或旧的材料，串起的是几十年里刑警精神的传承。

90年代初的火车票（图片来自网络）

李勇的名字，始终是江湖里的一个传说。逮住李勇，终结这个传说，就是刑警们一代代传下来的执念。

30多年了，我已经开始怀疑，李勇可能真的会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悄无声息地衰老、死去，躲避本应受到的惩罚。

也就在这一时期，DNA这项全新的刑事技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几年内，黄岩的命案逃犯几乎被一扫而空，而李勇，却依旧杳无音信！

2020年7月，有一位民警很神秘地告诉我，有一个重量级的逃犯近期可能要落网，具体是谁他没说。

“不会是李勇吧？”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而已。

因为这么多年了，我们和李勇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沟，曾经我以为，只要我们心有执念，就可以跨越这条深沟，后来我发现，那或许真的只是一个幻觉。

所以，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在接到了老战友的电话时，我会有那片刻的迷茫。

那一夜，好多老刑警都接到了这个电话，惜字如金：“李勇抓住了！”

第二天，我在电梯口碰到了王力宏，他微胖的脸上洋溢着快乐而真诚的笑容，一见面就问：“晓得伐？李勇拔牢！”我很配合地装出吃惊的样子，“真的哇？”他笑得更加得意了：“34年了啊，终于拔牢地！”

这么多年来，李勇早已改名换姓，漂白身份，藏匿于遥远的甘肃省武山县，结婚生子，都已经当上了爷爷。

要不是被自己的那张老脸出卖，他或许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终老一生。

李勇被抓获的过程非常简单，多年的稳定生活后，他早已没有了丝毫的警惕性，平静地被带走，审讯中也没有多少波折就交代了1986年杀人的事实。

为了迎接追捕组凯旋，我们制作的一幅横幅。

2020年7月21日，一个艳阳高照、酷热炙人、汗流浃背的日子，李勇被押解回黄岩。分局机关大院内的民警们夹道欢迎追捕组，按照惯例，女民警献花、领导接见，合影留念……

李勇被两名人高马大的特警队员架着，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他戴着头套，我看不到他的脸，但是他缩成一团的身躯瑟瑟发抖着。注视着这个曾经凶残，现在却如此猥琐的犯罪嫌疑人，我百感交集，34年，一个关于执念的故事终于划上句号了。

李勇被押解回来，炎热的夏日里，他却穿着秋冬的衣服。

这时我看到了人群中穿着便服的老王。他静默地站着，没有和旁人交谈。我走过去和他聊了几句，他摇了摇头，很凝重地说：“让他多活了30多年……”

他也幻想着自己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个晚上，他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

李勇的恶念，改变了好几个家庭的命运。

如果当年，22岁的张兰没有遇害，现在已经56岁了，将和她的家人一起走过多彩的人生，不管这段人生是富是贫，至少活着。

几天后，张兰的家人专程来到刑侦大队送锦旗。这些年，张兰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悲痛和无尽的思念。张兰的母亲一直没有走出失去女儿的阴影，她每当想起女儿就泪流不止，眼睛已经哭坏了……

其实，李勇的家人同样受到了伤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很难走出“杀人犯家属”的阴影……

而且，李勇如今的妻儿孙又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呢？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黄岩刑事案件高发，包括杀人案件。我写过很多命案侦破报告，那时写案情回放是最起劲的，总是用大段文字去渲染凶手作案的动机、情感纠葛等等，甚至会用“知音体”去描绘。

写李勇这起案件时，我已经没有那种欲望了，只想简要地复原当时的情景。

据李勇讲述：

1986年1月22日中午，他在朋友店里和张兰打了一个照面，就回父亲家中吃饭，饭后骑车上街闲逛。谁知，在街头，他再次看到了仍在四处推销的张兰。

望着张兰姣好的身影，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于是，他上前搭讪，以买几十只表为由，将单纯的张兰诱骗到仁风路他独自居住的家里。

张兰就这样坐在李勇自行车的后座上，穿过大街小巷，一直走向死亡。

当张兰发现了李勇露出的真面目后，一边躲闪一边大声呼救，这一切都脱离了李勇原先的计划，于是，他在慌乱中凶狠地掐住了张兰的脖子……

李勇记不清自己掐了多久，张兰的眼神从愤怒到惊恐再到后来的绝望……

一切都重归平静时，李勇的头脑里一片空白，紧接着是懊恼和恐惧。他在黄中操场看过多次公判大会，深知自己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他思考许久后，把张兰的尸体藏到了床下，然后强压心中的恐惧，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下班后在街上闲逛消磨时间，然后再去厂里上夜班。一直等到夜深人静时，他偷偷溜回家，把张兰的尸体抛在了那片田野里，又潜回厂里继续上班。

第二天，田野女尸的消息满大街传开了，李勇虽然心里很怕，但还是侥幸地认为整个过程没人发现，企图蒙混过去。然而，面对询问民警的细致和紧逼，他开始产生恐惧，尤其是民警还到他家里四处查看，指指点点，于是在那天傍晚，他匆匆踏上了逃亡之路……

李勇先逃到福建再到广东广西，一个月后，他逃到了云南麻栗坡。起初，他觉得那边在打仗，可以乘乱逃出境。谁知正是由于战争，边境的治安盘查反而更加严格，根本无法靠近。他停留了几天就离开了。

在那段日子里，李勇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漫无目的地流窜，没有身份证件，住不了旅馆，有时就住在桥洞下，钱花完了就帮人打零工。

在四川流窜的一年，他学会了一点四川话，最后跑到了甘肃武山县，在那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谎称自己是四川人，家里出现变故才流浪在外。

善良的女人接受了他，他从此在当地安了家，并利用90年代户籍管理不规范的机会，用化名在武山办理了身份，洗白了自己。

凭借以前在厂里学会的电焊手艺，他开了一家小作坊，维持全家的生计。

1988年，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到1995年，他一共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30多年来，他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他也幻想着自己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直到有一个晚上，他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靴子终于落地了……

1986年，李勇在仁风路的住处，案件的第一现场。

人只有在深陷囹圄的时候，才知自由的珍贵

几个月后，我在看守所见到了李勇。

他在武山吃惯了面食，已经不习惯老家的米饭，一口西北方言，甚至连黄岩话都听不太懂了。

一位民警告诉我，李勇被带回黄岩当天，他的母亲和姐姐就一直在看守所大门口等着，一辆辆警车找过去。当她们发现押解李勇的警车后，颤颤巍巍地拦住了车子。

李勇和母亲就隔着车窗对望着。

30多年了，两人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母子连心，他们很快认出了对方。母亲敲着玻璃，喊着李勇的名字大声哭泣，那一刻，李勇的眼睛也潮湿了。

李勇和他分别34年的母亲就这样隔着玻璃见了一面，一句话也没说。车子开进看守所后，李勇眼神呆滞，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声“我妈也老了！”

在办案民警按规定提审做完笔录后，我有机会隔着铁窗和李勇对话。

李勇对我述说了他一时糊涂犯下的错，说自己逃亡中的不易，说自己在西北生活的艰辛。

也许是水土不服，他的身体频出问题。因为胆结石，胆被切除了。因为中风，行动不便了，还患上了糖尿病，靠打胰岛素维持。尤其是多年来严重的痛风，让他那双夺走了张兰生命的手，变得异常狰狞。

李勇的手无比狰狞

他说他的脚也浮肿变形并溃烂着，连走路都困难，而且，一次又一次的高额治疗费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都是报应啊！”他摇着头说。

李勇和我讲述的所谓艰辛，在我看来，和失去生命的张兰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人只有在深陷囹圄的时候，才知自由的珍贵，也只有在面对死亡时，才知生命的无价。

2023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李勇被依法执行死刑。

就在李勇一审被判处死刑后的某个早晨，我在上班路上忽然心念一动，顺路走进那个小院。

30多年了，这个小院除了门窗翻新外，格局和我在现场照片上看到的基本没有什么两样，可怜的张兰就是在这里，在最灿烂的花季被李勇夺去了生命。

我在弥漫着香火味的院子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天空很蓝，深秋的暖阳照在天井里的青石板上，耳边传来旁边寺庙里木鱼的敲打声和念经声……

曾经的现场

注：

1.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2.文中图片除注明出处外，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 ：喻跃翔

排版 ：小　豆

编辑 ：胡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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