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打好牌的张申府

在共产党历史的长河，能留下名字的很多，但更多的人都是匆匆过客，甚至有的人成了可耻的叛徒！

如果提到张申府，很多人会一脸懵逼，这个人是谁啊！其实他和陈独秀、李大钊曾经有并驾齐驱的风光岁月，前途不可限量。

张申府和教员是同龄人，1893年生人。但张申府的起点是教员遥不可及的，1913年，教员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而张申府直接考入北京大学。起点差距太大了。

1918年，经过杨昌济介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教员做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八块银元。张申府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李大钊不在的时候，张申府代行馆长职务。

张申府为人严肃，而教员比较大气随便，不拘小节，写的字龙飞凤舞，教员写完了一份材料交给他，张申府接过来一看，眉头一皱，满脸不高兴，驳回去，叫他重新写一份。教员心里特别不爽。

因此，教员很快就不干了，他离开了北大，回到了湖南。

张申府慢慢地扶摇直上，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下，对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深入研究，并且协助翻译了大量的理论文章。

因为他和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经常走动，而这两个巨头又是建党的大佬，如果跟着他们继续走下去，历史长河就会有他举足轻重的名字。

1920年，张申府和李大钊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筹备建党事务，张申府在北京和上海频繁奔走，当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联系人。他地位和身份变得更加重要，陈独秀都很信任他，都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

年底，张申府和刘清扬等人到法国讲学，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叮嘱他，到了国外别只忙工作，一定要创办国外的党组织，发展青年才俊做党员，相当于把建党人事大权交给张申府了，要知道发展党员，这权力不可小觑，做得好的话，那是一股庞大的势力啊！

到了巴黎后，张申府和赵世炎等人创办了党小组，在巴黎发现了一块璞玉——周总理，他在巴黎参加革命活动非常积极，在留学生群体中，威望极高，张申府把总理拉过来，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在1921年春天给他办了入党仪式。

之后张申府和总理去了德国，创建了柏林党小组，经总理介绍，张申府认识了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朱德，他们两人一起做了朱德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一向眼高于顶，认为朱德是旧军阀，不值得入党，但张申府极力说服了他，“朱德追求进步，虽为旧军人，为人却非常谦虚诚恳”，坚持要发展朱德做党员。可以这么说，党的中流砥柱，一个未来元帅、一个未来总理，都是张申府发展的，这功劳极为耀眼！

不到30岁，就成了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就算日后什么贡献都没有，也不妨碍他慧眼识珠、伯乐之名！

可惜，张申府自恃才高，又是创始人，开始进行了自己的主张，逐渐脱离了当时的初衷，把一副好牌打个支离破碎。

1924年，张申府回国，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推荐张申府到广州大学任教。广州是革命大本营，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较高，只要有点文化，有点本事，都可以得到国共的重用，张申府学历顶呱呱，又是海龟，又有共产党创始人的光环，复合型人才。

因此他在广州大学任期不足3个月，就被国民党要过来，改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做蒋校长的翻译，黄埔军校里，他举足轻重，照这样的轨迹走下去，两党都混得如鱼得水，那么最大的问题来了，熊掌和鱼，不可兼得，张申府应该何去何从？

但是，这份工作张申府只干了一个月就走人了，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和老蒋处不来，要么是认为广州天气太热了，受不了了，还不如北京凉快。不管哪种原因，他离开了黄埔军校，政治开始走了下坡路，远离了革命大本营，成了边缘人物。

张申府走人了，但机会给了更加朝气蓬勃的后生英秀周总理。在他辞职之前，廖仲恺和戴季陶，问张申府，有无人才可以接任？张申府列出了一张名单，推荐了15个人，排名第一就是总理。

而且总理在欧洲多年，背景颇为深厚，和共产国际的渊源很深，在张申府和共产国际的推荐下，年方二六的总理，成了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凭借这个职位，总理安插发展了不少的共产党人，组织了叶挺的独立团，参加了东征北伐，拉开张申府几条大马路去了！

因此，张申府一直认为，总理的崛起、取得的惊天功名，全是他一手促成的！可惜他却没想过，总理的路，本来是属于他的。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参会代表们讨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工农联盟、农民运动等问题，大家谈得非常融洽，开始进行讨论国共合作的事情，分歧出现了， 慢慢产生了浓厚的火药味。

张太雷、蔡和森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在合作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张申府坚决反对和国民党合作，这里本来就有他的私心，因为他在国民党那边干活不开心嘛！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大吵一架。

张申府大喊：“我退党了”，摔门而去。

总理和赵世炎追出门外，劝张申府不要退党，冷静下来再谈。但张申府不为所动，坚持要离开。李大钊也和张申府谈过，认为这分歧很正常的，大家说开就好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可是心高气傲的张申府就是不卖面子，强如陈独秀，也不一定压制各路声音，更不要说他了。

他甩了一句话：“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我可以在党外帮助干。”

从此以后，张申府自作死，离开了党，他回校园重拾教鞭，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要求国府停止攘外安内的政策，和全国军民一致抗日。这场爱国运动，张申府就是发起人之一，和清华学生姚依林，一起领导了学生游行。

当然张申府也付出了代价，被捕入狱，被保释出来后，惊喜地收到了清华大学的解聘书，丢了工作。这时候他心里想的居然是——哎呀，工作没了，心稍微痛一点点，清华园优雅舒适的房子和不菲的工资，没了！多么巨大的心痛啊！

他几乎忘了，他曾经是风光无限的革命核心人士，变成了党外人士，这是权力啊，他偏偏只看到眼前的荣华富贵。

1936年初，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张申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执行委员，数月后，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而这个组织在1941年成为“民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民盟的元老级大佬，在近代史中，创建了共产党，又创建了民盟，这种人很少见！

如果张申府紧紧抓住头衔不放，那么等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完全可以用民盟大佬的身份，可以到政协开会，和总理并肩坐着谈笑风生。

谁知道，他又犯了很大的错误。

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结束，国共争霸即将出炉谁是赢家输家，明眼人看出，我军我党赢定了，而张申府不知脑子搭错筋了，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的文章：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的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的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元气，丢尽了脸。”

话开始说，没什么，但是到后面，味道就不对劲了！

“其实，今日执政方面所揭示的国策，乃是戡乱，乃是剿匪。并不必须出于大规模武力作战一个途径，但令别有方法，使乱得弥，使匪得平，即是国策已行，目的已达，又何必一定诉于武力，徒苦吾民？”

他说法看起来对，但是国军现在败的一塌糊涂，我军难道要放下武器，放他们一马不成？

让人感觉到张申府是为国府说话，民盟就没了进退的余地。

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宣布开除张申府的盟籍，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第二天，沈钧儒、章伯钧代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宣布了民盟的决定，重申了民盟对民主、和平、统一的看法。12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沈钧儒、章伯钧的声明，把张申府视为叛徒。

不仅如此，张申府的老婆，还发出了一个声明《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她要和张申府离婚，分道扬镳了。

写了一篇文章，张申府的身份、前途、老婆都没了。他为什么要写，原因大跌眼镜，就是为了一笔区区3000元的稿费。

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再也没啥名气，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一个屁放了，无人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更无人知道他曾经风光无限过。

身心如死灰之木，这是张申府晚年的真实写照。

在政治这个高风险的战场里面，每走一步一定要谨慎，输了的人，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