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真相：并非张杨二位将军主动发起，孙夫人才是主要推手

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不忍心继续同室操戈，痛心蒋介石不抗日，毅然发起兵谏，逼迫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起抗日。

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不抗日，其实是不对的。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夕，蒋介石与汪精卫内斗，正在下野的阶段，由孙科暂时主持南京政府的工作，但孙科软弱无力，根本无法指挥何应钦、李宗仁等人，国民政府形同散沙，且误判了日军的动向，导致日军进攻得利。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是粤军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陈铭枢担任十九路军领袖兼京沪卫戍司令。

蒋介石一贯实施的策略是“攮外必须安内”，这一点不容置疑，在“九一八”的时候，他就示意把兄弟张学良放弃东北退回关内，接着整编东北军，把剩下的那点东北军假惺惺地交还给张学良，赶去陕西，让见多了黑土地的东北军将士去尝尝黄土的味道。

同样的招数也用在了粤军身上，由于陈铭枢等人在配合中央军“剿匪”的问题一再犯错，被蒋介石调去了淞沪。老蒋的手段就是，威逼利诱其离开本土地盘，然后慢慢收拾。

在老蒋的眼里，日本并非最大的对手，他的对手是汪精卫、李宗仁以及各路不听话的军阀。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期间，老蒋的重点就是维护他的权势，保存实力排除对手。

他并非不抗日，只是不积极而已。

那么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老蒋没有抗日吗？

根据史料，1月29日，蒋介石应各方要求复出，他当天就制定了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且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蒋介石于当日（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 。

同一天，老蒋致电驻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第4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以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另有内容相同的电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见《熊式辉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

同样是这一天，老蒋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名义，命令驻蚌埠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调驻南京浦口，防范日军进攻南京。（见《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他本人也表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不管他唱得有多好听，最起码他当时把全国人民的抗日情怀调动起来了，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坚决抗日。

同一天，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部分机关开始迁移，只留下军委会和外交部在南京。

第一次淞沪大战历时一个多月，最终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下，签订协议停火。老蒋的工作重点回到江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迫使红军长征。

一些中西方学者在研究国共在江西战场的角逐，认为老蒋最后的铁桶计划，其实是放了水。目的就是让中央军追着红军，一路追一路消除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军阀的势力。也正因为那些军阀看出了老蒋的套路，所以作战不积极，红军得以爬雪山过草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去了陕北，终于站稳脚跟。

即便如此，老蒋也同样把手伸到了那几个省，通过封官许愿的形式，把那几个省的军阀，正式纳入国军的阵营（原先是没有直接指挥权的，通过分化拉拢总算得到了）。

1935年的老蒋，通过十年的努力，终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既然红军去了陕北，那就下令小兄弟张学良赶紧的，反正不是他的嫡系，损失多少都无所谓。

而在国军这边，他除了对中央军进行扩军，加大军备器械聘请德国教官训练之外，还大肆培植黄埔军校嫡系，又培植出了戴笠来应对陈氏兄弟的特务势力。

他所做的，就是巩固自己的权力。

在国民党内部，以孙夫人、何香凝为首的一帮人，认为蒋介石违背了孙先生的遗愿，一直与老蒋作对，不但营救被抓捕的共产党人，还不惜出钱资助，更是直接出面营救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牛兰夫妇”，几次逼得老蒋动了杀心，但宋三小姐的一句话“你敢动我阿姐，我跟你没完”，令老蒋有所忌惮。毕竟老蒋能有今天，全靠宋孔两家的财力支撑着。

1935年前后，中共就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是老蒋听不进去，还派兵堵截了北上抗日的红十军团，残杀了爱国将领方志敏等人。此举引起孙夫人和民主人士的极度不满，导致国民党内部联合抗日的呼声渐强。

1935年的秋天，老蒋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老蒋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为了监督张学良，老蒋还让自己的亲信——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担任参谋长。

按照老蒋的计划，让小张和红军打得两败俱伤，他就可以逐一收拾了。

老蒋有老蒋的主意，小张也不是傻子，他在西北吹了几年的风沙，非常怀念黑土地。他一直关注东北的局势，也清楚抗联在东北的抗战。他想得到苏联的支援，重新杀回东北，但他清楚从他爹开始，与苏联的关系就不好，苏联人信不过他，所以他只能把主意打在陕北的红军身上。从1935年秋天开始，他就秘密通过六十七军的军长王以哲，与陕北那边进行会谈：俺被老蒋忽悠了，咱不打了，俺想回东北，你让苏联老大哥也支持一下俺。

中共也把这个意思转告了苏联那边，但苏联没有表态。就在小张有些迷茫的时候，从上海来了一个牧师。

那就是红色牧师董健吾，西安事变的成功，董健吾功不可没。

董健吾是谁？

他是个牧师，曾经与宋子文是同学，两人的私交不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加中央特科，1930年奉命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一些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其中包括毛岸英兄弟仨。

宋庆龄信奉基督教，经常去董健吾的教堂里做祈祷，两人的关系很好，但是宋庆龄并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董健吾不仅仅与宋家姐弟关系好，连老太太倪桂珍那边，都能说得上话。

就在小张与陕北积极联系的时候，老蒋也在打主意，毕竟国民党内部的抗日呼声不容小觑，否则不得人心，于是老蒋暗示老婆舅宋子文：你姐与那边的人关系不错，看看能不能秘密联系一下，让他们去打日本好了！

老蒋下的这一步棋很妙，如果孙夫人直接与陕北联系，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但孙夫人有大智慧，派了一个牧师携带宋子文写的亲笔信去西安。

这时候的董健吾有几重身份，第一、他是牧师，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势力；第二、他与宋氏家族的关系，谁不敢给面子？第三、不是代表孙夫人一个人，信是宋子文写的，是宋子文的特使。

董健吾化名周继吾，还带了一张“护身符”，上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写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字样。就是这张护身符，使他一路畅通无阻。

董健吾见到张学良之后，直接说明了来意，张学良是想瞌睡就来了枕头，当即用私人飞机把董健吾送去了陕北。自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董健吾成了沟通国共双方的第一个联络人。

孙夫人的意思，是国共不要再打了，应该团结起来抵御外辱，她也没有想到，就是她的这个举措，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陕北这边也领悟到了孙夫人的意思，积极展开各项工作。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老蒋。

在苏联方面，1936年3月，苏联支持了外蒙的独立，签订了军事互助的协议，给了小张一个希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考虑，是不是苏联也能够支持小张在东北也“独立”一下呢？

不得不说，经过董健吾与陕北商议之后，接下来小张与陕北的几次会谈，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不但避过了戴笠安插在西安的特务，连晏道刚这位“督战大员”也没有发现任何异端。

董健吾回到上海复命，不久，又护送了斯诺和马海德去延安，把陕北那边的呼声，向全世界宣告，取得了国内外的支持，1937年之后，大批爱国青年也相继奔赴延安，改名蓝苹的李云鹤，也是那时候去延安的。

1936年6月，蒋介石终于得到准确消息，说小张频频与陕北那边见面，有改旗易帜的可能，他急了，适逢两广事件平息，老蒋计划把小张调走，派两广的军队继续进剿。虽然在小张的侧翼和后方安插了蒋鼎文、陈诚和朱绍良三路人马，可那是作为督战用的。一旦小张改旗易帜，损失的不是那一点军队，而是他的威望。

而晏道刚这边也是风箱里的老鼠，一面劝小张接受老蒋的指令，一面也劝老蒋对小张不可太过相逼，生怕出乱子。这个灭火队长每天都很忙，却又每天都很清闲。他是个明白人，一些事情不愿过多卷入，对自己不好。

熬到10月份，老蒋飞到西安督战，小张拿出李宗仁等人通电抗日的证据，还有一些民主人士在报纸上的呼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求，老蒋不答应，两人大吵一架。

小张为什么有底气抗拒老蒋？第一、东北的丢失，他替老蒋背锅，心里怨恨；第二、董健吾带来了宋家的意思，也就是一部分国民党人意思；第三、中共已经派人进了西北军进行思想教育，他得到苏联帮助的可行性进一步提高，杀回东北指日可待。

老蒋这一次督战不利，回到洛阳召集了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和朱绍良等人开会，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他要用中央军替代西北军。但考虑到西北当前的局势，他在晏道刚的请求下，邀请张学良去洛阳商议战事。

杨虎城送小张去机场，提出把老蒋忽悠到西安来，万事好商量。其实主意是不是杨虎城出的，这里不做解释，大家自己去想。

张学良飞到洛阳开会，在会上与老蒋再一次发生争执。其实这个时候，老蒋完全可以扣押小张，然后命令西北军撤离战线，可能考虑到一旦小张被扣押，会导致西北军哗变，老蒋选择了隐忍，只公布了临阵换将的名单，还计划让西北军去江苏和山东一带。

小张讲述他的痛苦，说指挥不了手下，想让大哥去训话，他凡事听大哥的。

老蒋自恃有蒋鼎文和卫立煌等人的兵马在旁边，小张不敢对他怎么样，于是去了西安，就这样，老蒋千算万算，把自己算计进去了。

老蒋差点命丧西安，还是小张讲义气，派人保护他的安全，只要老蒋答应联合抗日，就无条件释放。最后老蒋不得已只能答应“联合抗战”，小张不顾老周的劝告，护送老蒋回家，从此当了一个闲人。

关于这一段历史，在一些资料上这样写的：在张学良见到董健吾之后，不敢相信他的使命，还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真是老蒋派去的，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过去？既然老蒋有心联合两党抗日，大可公然派人谈判，又为何一再逼小张进剿呢？这不是很矛盾吗？

如果说老蒋不抗日，看看第二次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常德会战、出兵缅甸……老蒋其实并非不抗日，只是他分不清形势，一味专注于保存实力排除异己，缺乏大格局，没有那么积极以民族大业为重。

也正因为如此，他手下的将领和他一样，一个个保存自己的实力，在联合作战的过程中不积极配合，眼睁睁看着别人倒霉，以至于在解放战争中被各个击破。以孟良崮战役为例，如果国军整编第11师、整编第65师、整编第25师、整编第83师、整编第48师，相互配合，李天霞的麾下再卖力一点，张灵甫的“中心开花”战略是能够完成的。

如果孙夫人没有派董健吾去西安，使小张直接与陕北的高层直接见面，就不会有“双十二事变”。小张如果进剿不力，会被老蒋收拾，一旦让蒋鼎文和卫立煌他们率领中央军替代西北军，后果可想而知。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