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山东版大秧歌，并非神剧，秧歌队协助八路军端掉日伪军炮楼

2015年，由郭靖宇执导，演员杨志刚、杨紫、王奎荣、刘芊含等人出演的抗战电视剧《大秧歌》热播，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很多南方的观众都看不明白，主要是南方的观众对于“秧歌”的民间舞蹈艺术不太了解。

秧歌自古就有，盛行于中原地带，一般以黄河流域为主，有正月秧歌和秋季秧歌，正月是初一和十五，也有庙会时候演，每个村自发组织。秋天则是在收麦之后，庆祝一年的收成，庆祝吃新麦，一般也是在庙会。至今在山东的人潍坊一带，每年秋天都有一个大庙会，其实就是庆祝秋收的秧歌演变而来的。

秧歌在古代只是零散的民间表演形式，清朝道光年间开始，随着山东人的闯关东，带到了东三省。

山东秧歌真正的盛行，是从清朝末期才开始的，由于大清朝廷腐败，内忧外患，灾荒连连民不聊生，所以庙会的时候，唱秧歌的人一边表演，一边替百姓祈福，也是一种对世间黑暗的控诉。

抗战爆发之后，秧歌一度成为抵抗日寇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胶东一带，成为抗日宣传和情报传递的途径。

据昌邑革命历史资料显示：从1939年开始，马渠地下党员林越先，拉着自己的老婆和几个亲戚一起组织了秧歌队，活跃于昌邑和潍县的各乡镇，他们利用表演之际，一边暗中宣传抗日，一边打探日伪军的情报，多次帮助革命队伍逃脱日伪军的围剿，还暗中建立了9处秘密交通站。

1943年12月，昌邑革命抗日队伍为了扩大根据地，连通潍河两岸，必须设法端掉日伪军在潍河边上的两座炮楼，命林越先前去打探炮楼的武器配置和兵力。林越先带着秧歌队来到炮楼边上表演，借表演之际与伪军连长套近乎，在摸清了日伪军的火力配置之后，还与伪军连长称兄道弟，他演的猪八戒背媳妇，逗得日军小队长哈哈大笑，但他晚上非要请他喝酒，他把情报送出去后，利用山东人的豪爽和酒量，把日军小队长和伪军连长都灌醉，当夜革命队伍发起奇袭，日军小队长和伪军连长仓皇逃回城内，革命队伍没遭遇什么抵抗就顺利拿下炮楼。

林越先跟着日伪军逃进城，并没有引起怀疑，此后他利用这种方式，多次协助革命队伍作战，由于叛徒的出卖，1945年3月，林越先被日军残杀。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山东解放区的政工干部，为了宣传土改和妇女解放，组织了秧歌的形式进行宣传。春节期间，从元月初三一直演到正月十五。“二月二”、“清明节”各处山集庙会，也时而演出。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欢送新军等政治活动。仅1946年，昌邑和潍县就为革命队伍输送新兵近四万名，这些新兵一部分去了东北，一部分转战胶东和鲁西南地区，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今昌邑市都昌街道北兴福村，当年参军的就有三十多人，可建国后回家的，只有6个人。

秧歌的表演形式是：演员十名，有和尚、尼姑、渔翁、渔婆、丑妇、秀才、腊花、回回、鞑婆、货郎。还有一个叫排头的，开演时，由他执旗踏步领先，入场则立中央指挥;小和尚跟后，手持一对棒槌，边打边舞，藉以开始打场，此时各种打击乐齐鸣，霎时间热闹起来，体态轻盈的尼姑一边搧着扇子，一边摇步起舞;腊花一手持一块手帕，舞姿酷似尼姑;相公斜披兰衫，歪戴帽儿，持画扇，摇摆起舞：渔翁持橹，踏步摇橹似船行;渔婆臂挎竹篮，舞姿大方稳重;鞑婆穿长袍，持烟袋，边抡边舞;回回挎腰鼓，边打边舞，配合打击乐，气势壮伟;货郎手摇贷郎鼓，肩背货郎箱，右手摇鼓，左手扶箱，左腿颠，右腿抡，也配合打击乐。

乐器，除演员用的，另有锣一面，鼓一对，旋锣一面。伴奏节拍是：崩戛崩—崩戛崩—呛呆，崩戛崩—崩戛崩—崩戛崩戛崩戛崩—呛呆……。秧歌队按拍节踏步，边舞边行。

秧歌队进村时，按上述次序排成纵队，排头挑旗踏步领先，小和尚随后开路，其他演员踏着拍节边走边舞向前行进。

入场时小和尚打场围成一圈后，乐器刹住，排头在圈中央首先唱歌，末尾点出对唱者。此时即有一名演员边走边舞，乐队同时奏乐，“崩戛崩一呛呆……”直到找到对手乐器停止，二人开始表演对唱。每当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束即由排头唱声“哎咳”(唱腔即歌曲的一、二拍)领起，全体齐唱最后一对所唱的最后一句歌词。第一场结束，随即开始第二场，以后各场类推。

在昌邑潍县和胶东一带的秧歌唱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现编的，但是最初的秧歌曲，出自一个叫郭万的秀才。

郭万是昌邑青乡的郭家庄人，生于1815年(清嘉庆廿年)，他自幼好学，聪慧颖悟，博览群书多才多艺。他不慕荣利，无意进取，虽然才华满腹，却蔑视宦途。有一次去张家车到岳父家拜年，岳父说：“都说你有学问，为什么不肯考取功名？我家是书香门第，祖辈有秀才，偏你这个切急的门婿是个白身，来我这里，你不感到羞惭吗?”郭万说：“得个秀才算不了什么，随手拣个来就是啦。”岳父说：“胡吹嘘，谈何容易!”果然，这年应试考中了秀才，这时他才22岁。开始是在本村私塾训蒙，尽职尽责，育才有方，很受群众赞许。从此他就不再应考了。

1845年(清道光廿五年)渤海沿岸遭了大海潮，土地淹没，灾荒严重，这年缓征昌邑等七县的钱粮。群众流离颠沛，学馆停办。为了谋生，郭万离开故乡四处讨乞。有一天，来到了一个村庄，觉得饥饿难忍，到一个户里讨饭。一位老人送出一碗米饭，他慌忙伸手接。老人说：“对不起，这饭是给择(阉割)猪的用的。”郭万听了颇有感慨地哼了一首打油诗：“颤颤轻轻一碗蛆(糯米饭)，慌得秀才两手‘舒’，早知读书不中用，不如学着去择猪。”最后，他流落到诸城高密交界的辛安村，揽了个学馆。老学董见他衣衫褴褛，面目憔悴，认为他无多大知识，怕是混饭吃的，所以处处下眼看待，百般刁难。

不久，适逢节日，村里唱戏，需要编写戏联。这村识字的不多，按往常惯例，须到邻村求老学究代笔。这次老学董要试试他的本事。郭万毫不推辞，略加思索挥笔而就。楹联是：“有限地方，可家，可国，可天下;寻常人物，能鬼，能神，能圣人。”横联是：“万众欢腾”。后台左右门的横额是：“鱼贯”、“蜂拥”。词句皆生动新颖，书写苍劲秀拔，观众看了，无不称赞。往年给这个村编写戏联的老学究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节日过后，老学究亲来造访，听了郭万的谈吐，已觉不及;细看他对文章的批阅，又领教讲释诗书，不禁拍案惊奇，连声叫好。从此两人结为挚友，亲如昆仲。

郭万教学辛勤，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培养了许多成名子弟，他谢世后，墓前有三通门生碑，一通是状元树的，两通是进士树的。

郭万自幼爱好文艺，经常在教学空余时间从事创作，编写了不少戏剧、秧歌等。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客逝于辛安村，时年80岁。但是他所编著的“大秧歌”曲目，经人传唱之后，传到胶东乃至鲁西南。但因年深日久，大部失传，现在仅存一部秧歌的下半部，即现在尚流行的所谓《郭家庄大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