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一般都会降两级使用，担任八路军的团级将领。而八路军初期的团级干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般会做到纵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到解放战争后期会发展成为正兵团级或副兵团级，到了五五授衔时一般会被授予上将军衔。
但是，也有一些红军时期的高级将领，因为后期级别不算高，或是其他的各种原因，最终授衔时军衔偏低，只被授予中将军衔甚至少将军衔，他们都是谁呢？分别授予什么军衔呢？且听本人一一道来。
红军时期的军级及以上干部，在授衔时授予中将以下军衔的有程世才、詹才芳、贺晋年、倪志亮等人。程世才1930年参加鄂豫皖红军，1931年入党，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做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红30军副军长、军长，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程世才的级别也不低，担任过冀热辽挺进军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校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程世才被组织上派往东北，担任过东野的纵队司令员、辽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在52年被评定为副兵团级干部。因为四野人才太多，内部竞争激烈，程世才最终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詹才芳的履历更厉害，他1927年就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后随部转战木兰山，是赫赫有名的木兰山七十二英雄之一。红军时期，詹才芳的最高职务是军政委，我军著名将领韩先楚、陈锡联、王近山、许世友等人，都曾做过他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詹才芳在四野担任过纵队司令、军长。红军时期的军长，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还是军长，后期的级别显然不如前期了，最终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倪志亮则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红四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等职务，级别也是相当高了。但他从抗日战争后期开始，直到解放战争结束，级别有了明显的下滑，最终只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贺晋年出身于西北红军，做过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做过陕甘宁警备第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做到了四野兵团副司令员，以他的资历和级别，上将肯定是够资格的，但授衔时却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显然也是过低了。
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如果后期表现一般的话，授予中将军衔其实也不算偏低。但如果只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话，显然就偏低了。曾担任过红军时期师长的孙超群和段苏权，就是这种情况。
孙超群，安徽阜南县人，他的革命资历相当老，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家境贫寒，他迫于生计前往北伐军当兵，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此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孙超群逐渐进化成一位革命者。
红四军在主席和朱老总的率领下转战闽西时，孙超群参加了红军。起初，孙超群被安排担任通讯工作，做到了通讯排排长。在一次护送左权的任务中，孙超群表现突出，从此转为军事干部。
孙超群从副连长做起，在一年的时间内一路升任营长、团政委、师长。作为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将领，能够以这个速度升迁，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军事能力。长征时期，孙超群担任红八军团第二十三师师长，在军团长周昆的率领下，浴血奋战，屡立战功，表现极为出色。
但红八军团本来就兵力不足，又缺乏枪支，在突破湘江封锁线时损失极大，组织上无奈之下，取消了红八军团的建制，军团长周昆调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孙超群则调往红三军团作战科担任参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孙超群被任命为副师长，级别已经不如长征前了。抗日战争时期，孙超群一开始的职务是副营长。我们说，红军时期的干部，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般都是降两级使用，但孙超群却是降了三级，这影响到了他日后的履历。
抗日战争时期，孙超群先后担任副营长、团长、决死纵队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并被选举为党的七大代表。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孙超群的最高职务只是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副军长，这个职务和红军时期的资历比起来，的确有点差距。
到了授衔时，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副军长，孙超群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基本上还是符合级别的。但是他在红军时期就已经做到师长了，少将军衔的确有点低了。
另一位是段苏权，他在随红二六军团长征时，做过黔东独立师师长，后来因为受伤掉队，与组织上失去联系，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方才归队，这显然影响了他日后的授衔，最终只获得了个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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