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读1992年出版的《东坡乐府研究》，在第一章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苏轼生平简述中，发现两处挨在一起的瑕疵，我觉得欠妥，故写来与朋友们辨析，听听大家的意见。
其一、
这时神宗已崩，哲宗继位，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执掌朝纲，但苏轼因议免役法，与司马光意见相左，于是迁起居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按上下文，作者的意思应该是，苏轼得罪了在朝里负责的司马光，所以被压制，被贬斥，由是而言，这个迁应该是左迁才对。
按王水照、崔铭《苏轼传》里所载的简明年谱，时间线是这样的：
元丰八年五月起知登州。到官五日，以礼部郎中召还。入京师，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元祐元年，三月，升为中书舍人；九月又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三年，又在前官之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
这正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苏轼坐上了升职器的故事，其迁，乃是右迁升官，并非因与司马光意见不合，所以被降了官。
“兼侍读”之后，作者接着写到：
在京师，苏轼结交了一批诗文朋友，有王晋卿、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毕仲游、陈师道等人，写诗绘画，萃会一堂，写了不少酬诗和词章。
依一般理解，此处的结交，当是新结识并交往之意。
如果说黄庭坚虽与苏轼早有书信往来，但第一次见面确是此时，尚可勉强说结识的话，王晋卿用这词，就明显不对。
王晋卿就是王诜，宝安公主的驸马，善画，喜诗。此君文人心性，做了公主老公却不老实，人在花丛过，叶叶都沾身。他出身贵族，又成皇亲国戚，既不差钱，还很大方，他和他的小伙伴们喝过的花酒数不清，唱和的诗文难计数，苏轼正是当中最为出彩的一个。后来乌台诗案，什么苏轼向王诜借钱不还啊、替和尚道士求请封号法衣并收取一定费用啊……可查可不查、很多官员都做过的历史共业擦边球，都成了罪证。
当然，最让神宗无法容忍也让变法派们揪住不放的，当然是王诜在得知朝廷将对苏轼进行调查时，迅速向在南京商丘的苏辙通风报信，让他快点告诉哥哥事有大变，早做准备……所以，王诜在乌台诗案里，被处分得极为严重。
既然两人一起扛过枪一起打过仗，交情非浅，那么，还用结识来形容两个的关系，应属用词不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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