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围着这口大锅转”，他们获国家级大奖

“中国天眼”工程团队背后，

蕴藏着四代工程师与科学家的故事。

作者：陈 霖

编辑：王喆宁

1月19日上午，“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个团队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中国天眼”工程团队名列其中。这一团队背后，蕴藏着四代工程师与科学家的故事。

千百年来，人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探测宇宙：一种是可见光，用来观测可见光的就是光学望远镜；另一种则是无线电，上世纪30年代，无线电工程师意外发现来自银河系中心的信号，后有了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眼”正是射电望远镜，是全球射电天文学的重器。

·“中国天眼”。

“发射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如果倒满矿泉水，全世界70亿人平均每人可以分到4瓶。”中国天眼总工程师姜鹏说。

2021年，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的深山里，环球人物记者曾跟随姜鹏等人的脚步，追寻中国天眼30年的历程。

世上只剩中国这只“天眼”

到达“中国天眼”并不容易。记者从贵阳市一路向南，进入盘山公路，眼前有至少五重大山，奇形怪状，两个小时后到克度镇一个名为“大窝凼（音同荡）”的小村寨。

这是个被大自然拥抱的地方。大家开玩笑说：“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这天，“天眼”正在运行，方圆5公里内没有信号，为避免电磁波干扰，前往“大锅”的人不许携带任何电子设备。

记者登上二三十米高的“锅沿”，行走在镂空的圈梁上，往下一看，是成片的草和树，仿佛悬在高空中。姜鹏介绍：“‘中国天眼’的特殊性，首先体现在‘视网膜’和‘瞳孔’上。”

·姜鹏（左）正在与团队人员交流。图源：新华社。

“视网膜”指的是锅面，用来收集天文信号。它由4450块主动反射面拼成，可以按需求变成球面或抛物面，是世界首创的技术。

彼时，“瞳孔”正在运行，悬在锅面上方，它的学名是“馈源舱”，用来放置接收宇宙外信号的装置，重达30吨。

记者走到“天眼”背后，看到近万根钢索和索网，如果说反射面板是“视网膜”，那这些便是“视神经”。

·“中国天眼”正在建设中。

这就是索网工程，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工作方式最特别的索网工程结构，姜鹏正是索网工程的负责人。

“中国天眼”的设计没有先例可循，当时就出现“索疲劳”这个技术难题：要支撑“大锅”，索网的“承受疲劳应力”应是传统钢索的至少两倍。

姜鹏毕业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专攻固体力学。他认为，力学在“中国天眼”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而索网结构最重要的部分是工艺。

·姜鹏（后）正在与团队人员交流。图源：新华社。

要把好几根钢索扭在一起制成巨大钢索支撑起来，容易产生磨损，姜鹏研制出特别的锚固技术，既让不同钢丝受力均匀，又能减少磨损，还有巨大受力，终于解决掉“中国天眼”建设以来最棘手的技术问题。

2017年，姜鹏被委以重任，成为调试组组长，全面主持望远镜调试工作，第二年成为总工程师。

2019年，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披露，被誉为地球“两大眼睛”之一的波多黎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塌了，将被废弃——它直径350米，曾是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

至此，世界上只剩下中国的这只“天眼”了。2020年，国家天文台依托“中国天眼”发现的成果入选了《自然》和《科学》十大科学发现。

对姜鹏来说，“中国天眼”的意义还在于人类对于未知的好奇与探索。而这就要回到30年前的中国天文学界，回到我们上方那颗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

“吹什么牛？把事儿干了再去说”

上世纪60年代，吉林理科状元南仁东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到中科院读博。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建设资金并不充足，更别提建设天文学。

南仁东要观测天象，就要借用国外的天文望远镜。可那时，把磁带寄到国外，万一观测发生变化，来回纠正就要花好几个月。

90年代初，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召开，科学家提出要建设新一代射电望远镜。

“我们也建一个吧。”那时，已是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提议道。为了争口气，“建造世上最大望远镜”成了他的毕生梦想。

·南仁东。

1994年，“天眼”概念被正式提出。

不过，这样一口“大锅”要建在哪里？选址成了第一代“天眼”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

南仁东从8000多幅遥感卫星图中选出300多个洼坑，再将范围缩小至几十个，花了10多年才锁定了大窝凼：

群山是自然屏障，阻挡电磁波，避免干扰；中间是天然洼地，像大灶台，能安放“大锅”；这里是喀斯特地貌，能自然排水，雨水不会积在“锅底”造成腐蚀；地质也非常稳定，几乎没发生过大型地震。

选址期间，“天眼”迎来了第二代工作者，比如生于1961年的王启明。他是原“天眼”总工艺师，也是姜鹏的老领导。

王启明记得当时没有路，他和南仁东开着皮卡车，下了车，用镰刀砍草才能往前走几步；蟒蛇爬过来，就抡起木棍子挥几下赶走它；20厘米长的蜈蚣爬到身上，得猛跳几下才能把它甩开……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仁东奠定了“天眼”团队今后几十年的作风。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FAST或‘天眼’，会发现在2015年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报道。”王启明向记者回忆。

长期以来，南仁东规定：不能宣传。即便是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自然》杂志请团队写文章，他也拦下了：“除非是发表成果，否则一律不准对外宣传。吹什么牛？把事儿干了再去说。不要总说yes，要学会说no，老外才会平等看待你。”

·南仁东。

一直到2016年落成启动，人们才逐渐知道“天眼”。

姜鹏是在2009年正式加入“天眼”团队的，是第三代工作者，后来成为南仁东的助理，常跟着他去各地做实验。

一次，姜鹏解决了个大难题，兴奋地说：“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当即被南仁东泼了冷水：“高兴什么？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开心过？我评上研究员也才高兴了两分钟。”

南仁东很少笑，也从不表扬人。

2007年，“天眼”成为“十一五”重大科学工程，南仁东立刻辞掉全部讲课业务，扎进大窝凼。“大锅”建成后，70岁的他竟然绕着“锅沿”小跑起来，露出了微笑。

可那时，南仁东已患肺癌，被查出来后，家人送他到郊区静养。学生宽慰他说：“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南仁东回答：“就像坐牢一样。”

2017年夏天，“天眼”第一次发现脉冲星，南仁东病情却突然恶化。平日，姜鹏常给南仁东发邮件报告工作进展，也顺便谈谈难题和困惑，一次南仁东回复：“等大家都开心的时候，我们好好聊聊。”

·南仁东（中）和姜鹏（左）。

后来两人事务繁忙，谈心就搁置了。结果，9月16日一早，姜鹏得知南仁东离世。“我好像再也没有渠道可以和他联系了。”姜鹏缓了缓，打开电脑，给南仁东回信：“老爷子，我们还有机会聊聊吗？”

2018年后，为纪念南仁东，国家天文台将国际永久编号79694的小行星命名为“南仁东星”。

此后，“天眼”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南仁东那股“先把事情干了”的务实作风和精神遗产也有了新的传承方式。

“连睡觉都在想怎么解决问题”

2018年，姜鹏接棒南仁东，成为总工程师。那几年，“天眼”已基本稳定，也陆续招进了第四代工作者。

“80后”孙纯是团队少有的女性工程师。她是贵州大学和国家天文台联合培养的硕士，专攻天文技术和反射面控制，毕业后入职国家天文台，参与观测计划，为用户排观测时间表。

·孙纯。

用户是指有观测星体需求的人，比如天文学家，而每个星体有特定的升降时间段。“天眼”一天运作24小时，孙纯就要为每位用户排观测时间，“就像排课表，充分合理利用每个时间段，保证用户都能观测他们想看的星体”。

在孙纯看来，前辈们把“天眼”建起来，而第四代工作者则负责把它维护好，“我要反复和用户沟通协调，这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尤其不能出错，排计划如果有一点差错会直接影响后面的每个计划”。

在姜鹏的观念里，管理就是服务。这与“天眼”的工作性质有关。

“‘天眼’团队的一个特点是长周期围着一个事情转，至少一半人跟这个项目走过了10年。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我觉得挺好。咱们国家有这么多人才，每个人做好分内的事，还愁国家不富强吗？”

“天眼”团队稳定了，而姜鹏从技术专家转变为管理者，承担和面临着新的压力。当接到考核、填表等任务时，姜鹏就挡下来。

“一会评优填表，一会赶个报告，他哪有心情做工程？做工程就是连睡觉都在想怎么解决难题。其他方面，你不要太打扰他。但交活时间要商量好，到点了他不找我，我一定找他，没完成肯定劈头盖脸地批评。”姜鹏笑道。

·姜鹏。

来到大窝凼，记者一直有个疑问：这样一座隐没在深山的大国重器，对普通百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在代际间传承？

其实，建设“天眼”更加本质的影响是对未知的探索。

1998年出生的张乡龙是平塘县人，如今在“天眼”实习。小时候，他看《超时空接触》，爱上了天文学。老家附近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依托“天眼”成立天文专业，他以第一志愿考上，花一年多做了台小型射电望远镜，拿它接收到了银河信号。

·“中国天眼”。

“这么小的望远镜就要花这么多功夫，可以想见‘天眼’有多不容易。”实习时，他辅助工程师安排观测计划，“每次辅助排表，我就会想，宇宙的秘密可能就要被发现了！”

事实上，围绕着“天眼”产生了很多人才培养计划，比如贵州师范大学成立的“南仁东班”，姜鹏是校外导师之一。

一次姜鹏去讲学，“00后”大一新生刘朔钰听他讲“大锅”，很感兴趣，课后问他：“我能不能去天眼学习？”“行啊！”小刘就这样进入团队学习。在那里，他收获了精神上的淬炼。

“‘’天眼’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美’，任何人沉下心去了解，都会爱上它。”姜鹏说。

·“中国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