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的悲歌》：贫富分化与向上流动的真实写照

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曾经看衰特朗普的主流媒体集体追问：为何他会当选，背后到底是一股怎样的力量？特朗普走马上任的第二天，《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冲上了亚马逊畅销榜，媒体写下了推荐词：这本书能让你读懂特朗普为什么能赢。

2024年7月，《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万斯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这本书又冲上亚马逊畅销榜。好家伙，连赢两次，到底是怎样的故事，让学术界、金融界、企业界、政界都来阅读这本书？

▲ 特朗普夫妇与万斯夫妇一同登台。

当看完《乡下人的悲歌》，我有点明白了。这本书文笔流畅、感觉真诚动人，他说出了底层的愤怒和无奈，说出了民众的焦虑和绝望。

万斯是白人，但不会认为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而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在美国人的称呼里，他们是“乡巴佬”、“乡下人”、“白色垃圾”。他们有高度的忠诚感，不喜欢外来者或者与他们不一样的人。

你们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穷困，生活在铁锈地带（指美国一些曾经繁荣现在衰落的地区）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从我记事时开始，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
至于我家的情况，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的一生都在和毒瘾作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途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他实现了向上流动，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他取得什么成就，而是因为“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

我想，这本书能在全球引起共鸣的原因是：经济学家、精英群体云淡风轻地谈论制造业衰败、经济停滞、地区发展差异等等，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清楚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他们曾经风光，但如今在废墟中眼睁睁看着财富和希望一个个湮灭；他们清楚地区、阶层衰落给他们以及下一代带来怎样的影响……

强国、大国这些宏大叙事让人自豪，但在不受关注的角落，“乡下人”的艰难挣扎也应该被看到。

童年

要说万斯的故事，就要从祖辈说起。

杰克逊是个只有六千多人口的小镇，阿公和阿嬷在20世纪40年代就离开杰克逊，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建立起自己的家庭。

阿公是技术熟练的汽车修理工，他的爱好就是汽车：买车、换车、修车。他在新环境发迹，退休后过上了惬意的中产阶级生活。

虽然阿公和阿嬷离开了杰克逊，但他们有很强的负罪感，经常回去，乡下人描述那些离开的人“自我膨胀得裤衩都装不下了”；但在米德尔敦的中产阶级看来，像阿公这些乡下人不是同类，很多习惯都受到本地人的强烈指责，譬如暴力、不尊重隐私等等。

在阿嬷的七个兄弟姐妹之中，离开杰克逊的四个和留下来的四个相比，社会和经济地位明显要高出很多。

正如阿公在年少时就曾想到的那样，乡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到了20世纪中叶，阿公的酗酒已成常态；阿嬷和外界隔绝了，邻居都说她是“邪恶巫婆”。她不再收拾家务，整天吵架，日子变成活生生的地狱。

有天因阿公喝酒而大闹的夜里，阿嬷告诉阿公，如果他再敢醉醺醺地回家，她就杀了他。一周后，阿公醉醺醺地回来，在沙发上倒头就睡。作为一个从不食言的人，阿嬷异常冷静地拿来一桶汽油，并把她丈夫从头到尾浇了个遍，然后把划着的火柴扔在他胸膛上。阿公一下子就烧着了，这时他们11岁的女儿立即采取行动把火扑灭，救了他一命，阿公奇迹般地只受了轻度烧伤。

阿嬷和阿公有三个孩子，万斯的母亲贝弗排行第二，上有哥哥吉米，下有妹妹洛莉。

三个孩子深受家庭动荡的影响，幸运的是，吉米和洛莉都找到了出路，万斯的妈妈贝弗是过得最不好的一个：18岁怀孕就放弃读大学，高中毕业就结婚了，生下女儿琳赛，然后离婚做了单亲妈妈，不断换男朋友、药物成瘾……

琳赛是万斯的同母异父姐姐，比他大五岁，是万斯身边的第一道防线，年纪轻轻就照顾弟弟了；第二道防线是阿公阿嬷，他们都很爱万斯，是万斯的守护神。

母亲不断换男朋友，万斯从小就游走于不同的“父亲”之间，不断搬家。母亲给万斯树立了解决婚姻冲突很坏的模样：大吵大叫、激烈时掌掴拳打、带上孩子和狗离家出走……

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哪句话说错了，就能把一顿平静的晚饭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也不知道是小孩子犯的什么错，就能从房间的另一头扔来一张盘子或是一本书。那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地雷阵中一样——只要迈出一步，就会爆炸。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海报（2020年）。

万斯13岁那年阿公去世了，母亲的脾气更坏。她丢掉了医院的工作，滥用药物，去戒毒中心接受脱瘾治疗。

琳赛在阿公死后不久就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万斯感到和琳赛逐渐疏远了。琳赛有了自己的家，她会是个好母亲，有成功且唯一的婚姻，但万斯困在一个陌生人的家里，因为母亲又换男朋友了。

一个早上，万斯在阿嬷家，母亲过来问他要一份干净的尿液样本，用来应付护士局的检查（她找到一份护士的工作）。

母亲提出要求时好像就是理所应当似的。她没有丝毫的悔恨，完全没有一种让我去做一件错事的感觉。她也没有因自己再次打破了再也不滥用药物的承诺而感到丝毫的愧疚。

万斯拒绝了，母亲又道歉又绝望，又哭闹又乞求，保证以后会改。

我爆发了，我跟母亲说，如果她想要干净的尿液样本的话，她就应该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团糟，然后从自己的膀胱尿出来。
我跟阿嬷说，这次如果帮了母亲只会让情况更糟，而如果阿嬷在30年前能坚定自己立场的话，现在母亲也不会求着自己的儿子给她一份干净的尿液了。
我跟母亲说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然后跟阿嬷说，她也是一个糟糕的母亲。阿嬷的脸色沉了下来，变得连我的眼睛都不想看，看来我说的话明显击中了她的要害。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尿液样本事件之后，阿嬷决定让万斯和她一起住，不要再搬来搬去。

阿嬷拯救了万斯，当万斯搬去和阿嬷住之后，成绩立马就好转了。不仅如此，阿嬷强令他去找份工作。他去迪尔曼杂货店做收银员，这份工作让他更多地了解美国的阶级分化。

过了几个月，有天我回家后问阿嬷，为什么只有穷人会买婴幼儿奶粉。“难道富人家就没婴儿吗？”阿嬷回答不上来，而我也要等许多年以后才会知道，有钱人更倾向于用母乳喂养自己家的孩子。

万斯开始抱着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劳动阶级了。他努力工作，领着一份微薄的工资，但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比他高得多。

我也知道了人们是怎样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们用食品券买两打汽水，随后就减价卖掉以换取现金。他们会把要买的东西分开结算，用食品券买食物，用现金买啤酒、红酒还有香烟，他们排队的时候还常常用手机打电话。
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与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万斯所处的世界充满了非理性行为：无度消费；家庭一团乱麻，总有家庭成员滥用药物；孩子不好好学习；不去工作或者干不长久，总是抱怨社会不公；没有责任感，饮食习惯很糟糕，也不运动。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专家，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我们的悲歌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和心理学有关，与社区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参军

在高三，万斯参加了学校高尔夫球队的选拔，阿嬷鼓励他学习高尔夫，“那是有钱人们谈生意的地方。”

他能交到的有上进心的朋友都计划上大学，他也决定上俄亥俄州立大学。他申请助学金，发现上大学的欠账足以在米德尔敦买下一座好房子。那时，他表姐建议他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们会把你锤炼出个样子的。”

万斯想了又想，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去上大学，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加入海军陆战队。阿嬷不喜欢他去参军，但接受了他的决定。

新兵训练营为期13周，他第一次和家乡、家庭隔离开来，接触到不同的人。他的体重减了45磅，学会了健康饮食和自制力，短短几个月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如果说我在家习得了无助感，那么海军陆战队则让我学到了希望感。

新兵训练营毕业后，万斯正式加入海军陆战队。

阿嬷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多病，医疗保险每月要增加300美元，万斯表示愿意出这笔钱，那时万斯每月税后拿到差不多1000美元。

为阿嬷付医疗保险让我在人生当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保护者，而不是被保护者。它让我感受到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满足。我又何以至此呢？在我加入海军陆战队之前，我从没钱去帮助别人，而当我加入海军陆战队后回家时，我能带母亲出去吃午饭，能为孩子们买冰淇淋，还能给琳赛买很好的圣诞礼物。

海军陆战队教会他如何像一个成年人一样生活，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海军陆战队假定的是新入伍的小伙子们什么都不知道。它假定没有人曾教过你任何关于体育健身、个人卫生和个人财务的东西。所以我不得不去上关于怎样平衡支票簿、怎样存钱以及投资的强制课程。

在海军陆战队，全力以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说个人能力无关紧要。能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一旦你能意识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与缺乏能力混为了一谈——你将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最想改变白人工人阶级的哪一点时，我都会说是“那种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所谓的感觉”。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读大学

23岁，万斯拿到了退伍证书，他已经知道自己想要怎样的人生以及怎样去实现。

他上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他很多好朋友毕业后会选择留在哥伦布，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
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尽管退伍军人能报销一大笔学费，但他仍需要承担约两万美元的开销。他找了三份兼职，实在吃不消了就放弃了最喜欢的参议员助理工作，因为那份挣得最少。

2009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双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实现了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上耶鲁

本来万斯只想随便去一所法学院，当一个好友在华盛顿一家餐厅撞见他在法律学校的同学在收拾餐桌，并说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的工作，万斯觉得应该去申请耶鲁和哈佛了。

他被录取为2013级耶鲁法学院学生，接受了约20万美金的学费债务，不过耶鲁法学院提供的资助很多。

第一年几乎给我全额资助，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因为我是全校最穷的学生之一，耶鲁给我好几万助学金。穷到如此地步还能得到这么大的好处，这真是头一次。选择耶鲁不仅因为它是我梦想的学校，还因为性价比最高。

这里就涉及信息差了，最贵的学校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反而是最便宜的。

比如，一个学生的父母年薪3万美元，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过了贫困线。这个学生在威斯康星大学一个较不受欢迎的分校要付一万学费，但该校最好的麦迪逊校区只花6000美元，而在哈佛大学，虽然学费高达4万美元，但只要交1300美元就行了。

第一天去耶鲁法学院，万斯看到海报上写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来参加一个小活动，就在一间教室里给几十个学生做演讲；几天后，他在拐角差点撞上了当时的纽约州长。耶鲁几乎每星期都有名人来访。

万斯是自己家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是整个家族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

一个原因是社会阶级方面的。一项针对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95%的耶鲁法学院学生来自上中产阶级或更高，大多数人可以说非常富有。显然，我既不是中产阶级，也不富有。耶鲁法学院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来自穷人家庭，虽然从外表上看我并不特殊。常春藤学校看重多元化。但几乎每个人，黑人、白人，还有犹太人以及穆斯林等，他们都家庭完整，衣食无忧。

万斯在耶鲁很特殊，不仅因为他没钱，还因为他的背景。在耶鲁，几乎没人在一所平庸的公立读高中，而且父母没上过大学。

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加油，看到一位女士穿着耶鲁的T恤，他问她上过耶鲁大学吗？女士说没有，“侄子在那读书。你也是吗？”

她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在她的鸡尾酒派对和那些阔气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枪和宗教。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我勉强回了一句：“不，我没上耶鲁，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

万斯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以免感觉自己像个背叛者。

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群体在强化这种局外人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强化这种态度，比如那个说耶鲁法学院不应录取非名牌大学学生的教授。
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如何影响着工人阶级，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更难爬上经济阶梯，还更容易在爬到顶后再掉下来。

万斯还发现，有钱有权的人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他以前的生活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是不健康。

譬如他以前和阿嬷最喜欢的餐厅，其实是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

2009年，美国广告公司新闻频道报道一则新闻，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孩子面临严峻的口腔问题，当地人称之为“山露汽水口腔病”，主要由于喝了太多含糖汽水引起。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社会资产

每年八月，知名法律公司都会来耶鲁法学院招聘，举行长达一周的晚宴、鸡尾酒会以及面试。万斯和最心仪的一家法律公司吉布森面试顺利，公司邀请他去纽黑文最贵的餐厅参加晚宴。

吃晚餐时他遇到难题了，餐具的数量有些奇怪。万斯的女朋友是大学同学乌莎，乌莎家境很好，就像他的精神向导。

为什么有九个器皿？为什么要用三把叉子？为什么有好几把涂黄油用的餐刀？我想起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明白了这是一种传统习惯，餐具的数量和摆放都是有规定的。
我谎称去卫生间，然后打电话给我的精神向导：“那么多该死的叉子我怎么办？我不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傻瓜。”乌莎解答道：“先用外围的，再用里面的，不要用同一个器皿盛不同类的菜。哦，还有，用那把大勺子盛汤。”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很快，万斯发现作为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很容易接近全国最顶尖的律师，大多数面试都以录用而告终。

这个面试周，万斯拿到了十几个面试通知，以至于他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而就在两年前，他大学毕业后四处投简历却四处碰壁。

那一个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
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

万斯在耶鲁发现“社会资产”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让他们能找到合适的人，确保他们有机会，并能够传达重要信息。

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

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

大家都在谈论毕业后去当法官助理的事，万斯也在争取，他争取到蔡教授同意将他推荐给一个位高权重的联邦法官。

提交材料几天后，蔡教授告诉他入围了，此时蔡教授给出了极其坦诚的建议。她知道万斯新交了女朋友，如果去做这个法官的助理，一年来就别指望休息，因为这个法官苛刻到极点。

“这份法官助理的工作是会让你们分手的，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的话，我认为你应该首先考虑乌莎，做出真正适合你的职业选择。”

这是万斯得到的最好建议，他撤回了申请。他明白不随波逐流、自主规划人生道路是正确的选择。

很难说这条建议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它其实一直在升值。但毫无疑问，这条建议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童年创伤

和乌莎约会几个月后，乌莎指出他的性格缺点。每当发生不好的事，他就完全退缩了，就像个缩头乌龟缩进自己的壳里。

一次争吵后，万斯摔门而出。他想起母亲和男友吵架，带着他离家出走，直到阿嬷劝母亲回去像个大人一样面对问题。他继承了这种逃避问题的性格。

乌莎并没有在生活艰难的乡下待过，所以并不知道怎么吵架打斗。我一次去她家过感恩节的时候，很惊讶他们家竟是一团和气。乌莎的母亲没有在背后说他父亲的坏话，亲朋好友也没有满嘴谎言或背后伤人，姑嫂之间也和和睦睦的。

万斯去图书馆找资料看，了解到他的生活叫“童年不幸经历”，简称ACE，童年创伤可能影响成年生活。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处理压力和冲突的那部分大脑区域一直处于激活状态，开关永远开着。我们动不动就准备战斗或逃跑，因为我们时刻都面临熊的威胁。这里的熊可能指酗酒的父亲，也可能是精神错乱的母亲。面对冲突，我们绷紧了大脑里的弦，而这弦一直紧绷着，即使没有冲突的时候也依然紧绷。

万斯思考了很多关于自己的经历。

譬如，他从不相信道歉，道歉是为了让他放松戒备。十多年前，就因为母亲一句“对不起”，他才上了母亲的车，之后发生的事是灾难性的。

周围的人都把言语当成武器，争吵都是战争，他不可能让自己输。

在万斯家族，母亲是输家，就像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应该堕落的人”。

在万斯快毕业时，母亲又对一种新的毒品海洛因上了瘾，并决定再次尝试戒毒。她已经戒了很多次了。

母亲让他很害怕，最害怕是“我们这样的人能否真正改变。”

万斯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和乌莎结婚，工作体面，住房无忧，婚姻幸福，有温馨的小家，养了两只狗，他成功实现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

但是，上坡路不会平坦，他身后的世界总有办法拉他回去。

母亲又开始吸毒了，第五任丈夫把她逐出家门，他们闹离婚，母亲无处可去。

万斯曾发誓不再管母亲，但他还是食言了。能力和金钱有限，他更愿意和母亲分道扬镳。他就是在妥协下进退两难，他知道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 《乡下人的悲歌》电影剧照（2020年）。

隔离与流动

稳定的家庭给孩子力量，见过足够的世面能让人胸怀大志。

研究发现，穷孩子凭借自己才能高升的概率很低，南部的铁锈地带、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穷孩子在苦苦挣扎，主要有两个原因：单亲家庭多、收入隔离现象普遍（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区域隔离现象）。

回想万斯12岁，母亲被指控犯了家庭暴力的罪名，如果法律判决母亲不再是他的监护人，他也许会被社工带走，寄养在别人家。因为在法律眼里，阿嬷是未经培训、没有执照的看护人。因此他撒了谎，告诉社工一切很好，没让母亲进监狱，也能和阿嬷继续待在一起。

一些州要求有看护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就像护士、医生那样）才能收养儿童，就算祖母或其他亲密的家人要收养，也得有这种执照。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是为乡下人的家庭设立的，所以通常就会让情况雪上加霜。

万斯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学校里面排名最后，不是师资力量弱，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差。高中老师说，很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他们很小就见惯了暴力和打斗。

“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有个高中老师说，整个地区都是穷人，精神和物质资源会非常匮乏，使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加倍。

小时候，我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而男子汉气概代表力量、勇气、乐意打架，以及后来赢的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绩好的男孩被叫做“娘娘腔”或“同性恋”。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阿嬷教我的，虽然她要求我成绩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如今的研究显示像我一样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学习更差，因为他们认为做功课太“娘”了。

万斯意识到，帮助他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恰恰在他长大后限制他的成功。譬如，一发生冲突他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

一次他开车，有人抢了他的车道还朝他竖中指。车子在红灯路口停下，他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想要那人道歉，必要时干一仗。但是他的理智又占了上风，于是关上车门。

十八岁之前，中途退缩会让他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此时，他觉得这是一种进步，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

在万斯的成长过程中，周围的人无论多穷都设法在节假日预支消费，圣诞树下堆满时髦的礼物。

我猜富人庆祝圣诞的方式应该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可能不用怎么担心钱不够，还能买更时髦的礼物。
然后我注意到，我表妹邦妮出生后，莉姨家的圣诞明显不一样了。他们给孩子们的更多是比我想象的要朴实的礼物，于是他们不再担心凑不到两三百美元的礼物，不再担心给孩子买不到最新的电子产品而苦恼。
乌莎也是，她在圣诞节经常收到书。
邦妮表妹在十一岁时让她母亲把她的圣诞礼物捐赠给米德尔顿的穷人。令人震惊的是，她母亲同意了：他们不是以女儿积攒的圣诞礼物的金钱价值来衡量圣诞节的意义。

万斯实现了向上流动，他深知两者之间的差异。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和文盲，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这两个群体越来越分化。

他们的孩子更加快乐健康，离婚率更低，礼拜率更高，寿命更长。和这些人相比，我们输得一塌糊涂。

万斯的家人、导师、朋友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下支持他，帮助他。在不幸的童年岁月，阿公尽己所能担任起父亲的角色，琳赛小小年纪就担起母亲的责任来照顾他，阿嬷更是他的保护神。要是没有他们，万斯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成怎样。

想想看，我表哥迈克卖掉了他母亲那所我们家族住了一个多世纪的房子，因为无法信任自己的邻居不会入室抢劫；
阿嬷不愿给她的外孙辈买自行车，因为放在门廊上的自行车即使上了锁也总是被偷走；
还有她一直害怕去应门，因为隔壁那个四肢健全的女人经常上门向她讨钱，我们后来知道那个人需要钱去吸毒。
这些问题无法归咎于政府、企业或其他人，我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决。

中西部制造业被掏空，岗位流向海外，很多没有学历的工人很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他们有些成为“福利王”，即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懒惰人。

他们脱离社会，又把这种孤立传递给孩子。他们失去经济上的安全感，随之失去稳定的家庭和生活。

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和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万斯以“局内人”的角度，描述了他极其混乱可怕的成长环境、“铁锈地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乡下人”的爱与忠诚。他摆脱“世袭”的贫穷与困顿，实现向上流动，但他的成功只是个例，还有很多“乡下人”找不到出路，实现不了梦想。

这是万斯的回忆录，也是他的家族史，“这里面没有复合的虚构人物，也没有断章取义的叙事”。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让人们知道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我想让人们了解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
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

（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