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政委：“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解放战争为什么我军击败国军如此摧枯拉朽，因素极其多与复杂，但我军我党始终牢记战争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从教员到战士，无一个不认为老百姓是战争胜利的基本盘。

在电影《大转折》里，邓小平说过：“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老百姓不会有很高的信仰，他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强了就跟着谁走，只要能活下去，哪怕忍受都无怨无悔，只要填饱肚子就好。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在这一年内，我军歼灭了国军的正规军有97个旅之多，就算国民党疯狂的抓壮丁来补充兵力，但实力大损，总兵力从430万降到373万，正规军才150万，可想而知国民党的实力掉了这么多。

而我军的总兵力从127万增加到195万，正规军100万，和国军实力不相上下，但是，我党悄然聚集了一个庞大的隐形优势——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农民6000万左右。六千万，那是个什么概念？国军已经陷入了人海战术。

在一年的拉锯中，我军和国军在陕北、山东两大战场拼个昏天黑地，中原地区难得空虚，这时候，教员敏锐的发觉到，用一招围魏救赵，可以改变整个战场的态势。因为这张好牌就是尚在中原纵横的一支战略机动兵团，这个兵团是由刘伯承和邓小平掌控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只要晋冀鲁豫野战军，跨过黄河泛滥区，迂回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逼迫国军自陕北、山东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整体态势。

教员的招数真高，邓小平和刘伯承收到命令以后，在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共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吹响战略反攻的号角。经过两个月的奔袭战斗，抵达大别山区，解放宁陵、沈丘、息县等11座县城作为根据地，已经有威胁南京、挟制武汉的态势，达到了教员的战略构思，他们的军事行动，唤作大名鼎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刘伯承负责军事方面，邓小平负责政委方面，但是邓小平在多年回忆的时候，他认为“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然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全局的胜利。”

不得不感慨，他们的野战军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既有物资上的匮乏，又有精神上的苦楚。

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时，一个月没有得到休整，部队非常疲惫，刚吸收的两万五千战士来不及训练，思想问题非常严重。一路上非战斗减员不少，怪话极多，影响到了军心，战士们叫苦连天。

到达大别山，要经过黄泛区，但黄泛区长达20公里，没有路，遍地都是污泥，那时候又没有导航，全靠一路步行一路分辨，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污泥淹过膝盖，最深的也淹过胸膛，四处没有人烟，饿着肚子都是常事，在这种环境下强行军，哗变的风险非常高。

对于刘邓来说，做好战士们的艰苦思想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完成教员的战略任务，他们提出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完成任务了，为了轻便快速到达，刘邓二话不说，决定销毁榴弹炮、野炮、辎重车等重型装备，战士只带机步枪和子弹轻装前进，他们很清楚，有舍必有得嘛！但是销毁这些重武器，无疑给行军上增加了这么大的未知风险，万一国军围追堵截的话，手上没有重武器，战斗力已经下降严重，丧失了大兵团作战能力。

一路上辗转腾挪，好不容易到了大别山，但精神上的痛楚却比身体上的痛楚更加严重百倍，那就是老百姓的态度变了。

因为在十几年前，张老四带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红军都走了，遭殃倒霉的是谁呢，还不是老百姓吗？他们都支持红军，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各界人士和被分到土地的农民，都得到红军的好处。后来他们撤走了，很快受到了国军的大报复，血流成河，到了农民手里的土地，都被国民党强行收回。然后，广西的桂系，就来盘踞湖北，严酷的施行保甲、告密、连坐等各种手段，把湖北尤其是大别山区，打造成桂系的铁桶江山。

老百姓以为苦日子即将过去，没想到噩梦来得这么快，使他们心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们打心底里认为，分田没有好下场，国民党太厉害了，还是乖乖做他们的顺民吧，饭不够吃，起码可以勉强活下去。

就算晋冀鲁豫野战军，杀回来了，但谁也不能保证明天他们还会不会在那里，如果支持他们，结果都会陪着死。

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到大别山区以后，不仅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群众也离开家躲进山里，战士们经常吃不上饭，出行找不到向导，饿死了，累死了，或者走失了被抓到处死的比比皆是。

如果不收回老百姓的心，就没办法建设根据地，没有根据地，何来的立足大别山，不能立足就无法牵制国军，就没办法完成教员的战略任务。

所以，收拾民心是邓小平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开始提出方案，首先，要和老百姓说清楚，他们在大别山会呆很久很久，呆到解放为止；其次国军会不会过来反扑，最好给老百姓看看，我们野战军不是吃素的，虽然丢了一大批的重武器，但我军战术多端，灵活机动，完全可以打败他们；最后对于老百姓担忧的军纪问题，更没什么好担忧的，因为国军的军纪是出了名的差，但邓政委还是要提高警惕，野战军肯定有一些思想工作不到位的战士，会违反军纪，导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政策定了，就准备开始实施了。

大别山的老百姓不太敢接近和信任，那没有粮食支援了，怎么办，只能自力更生。老百姓害怕他们，就暂时不去打扰他们，从指战员到战士们，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自己解决困难，从打草鞋、挖野菜、分辨食物、做饭等等，再到刘邓这两个高层领导人带着一些干部亲自下基层，亲自参加抬伤员、运弹药等体力劳动。

这么一搞，野战军的环境还是依旧入不敷出，起码可以勉强生存，不依靠老百姓了。

野战军的主要目的就是打仗，要多打胜仗才能有正反馈，不断的好消息才会让老百姓放下顾虑，重新从山里出来继续为我军服务。

因此邓政委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里做出六条指示，其中重要的指示有两条：

最初一个月内不打大仗，而是多打小仗，占领城镇、肃清土顽，在此过程中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给大歼灭战做准备。以后半年内争取歼灭国军十个旅，让群众相信我们敢于起来斗争。
向人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在华北歼灭一百余万人以后，重新打回了鄂豫皖，以后不会再走了，要和鄂豫皖的人民群众共存亡。

邓政委的指示下来了，下面由刘军神来指挥，军神就是军神，一出手便知不凡，用3场大胜。重创了滇军整编第58师、来自河南信阳的整编第85师，歼敌六千人，一举解放霍山、岳西、六安、舒城、太湖、罗田、光山等23座县城。

老百姓都看出来了，还是咱们的人民解放军靠谱，有实力。他们信心倍增，有了这么多的县城，就赶紧划分区域，每个纵队各自建立起来根据地，分别前往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发动群众，并以此为中心，迅速抢占周围的数十县，开辟四个大的根据地。四个大的根据地，等于一个巨大的大别山根据地，初具规模。

有了地盘，刘邓基本上完成了教员的战略构思，接下来他们着手要好好的收拾早已破碎的民心了。我党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对纪律的要求非常严格，狠抓纪律是我党的优秀传统。

晋冀鲁豫野战军，刚来的时候，队伍不是很纯净，因为长期在奔袭作战中，又要生存，又要打仗，思想教育工作抓得不是很紧，军纪不是很好，有的鄂豫皖子弟是回到了家乡，有的华北子弟是抱着解放的心情，还有的子弟认为南方生活比北方好，结果一看，老百姓没见多少，一片荒芜冷清，感觉到这次来干什么，拼死拼活都没啥好处，心情不愉快了。还有人满肚子牢骚话：“我们是来解放他们的，可人家不领情。”

大别山很荒凉，里面的商铺和民居，都没什么人了，战士们就开始动手动脚，看到屋里有什么就直接拿走了，甚至有的地方不留下几块大洋，好像抢劫一样。

邓小平看了，心里非常忧虑，军纪一旦放松了，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于是他找来刘伯承，和他商量一番，推出了新的军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为了严格执行军纪，邓政委还亲自领导成立了执法小组，对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

为了严明军纪，邓政委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警卫团有一个叫赵桂良的副连长，能征惯战，战功不少，某日他到街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便顺手拿了花布、粉条、白纸、毛笔等物件，返回连里，他这么做是为了给连里做一些东西，花布给小战士做棉衣，纸和笔用来出板报，粉条给领导改善生活。

但是赵桂良却犯了第二条，掠夺民财，在这关头，大家都看着呢，不仅队伍，还有老百姓，大家心如明镜，邓政委只能狠下心肠，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要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就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

随后，赵桂良被执行枪毙，震动全军。大家都知道了，以后谁也不敢轻易触犯军纪了。不正之风已经真正刹下去了。

野战军本身做好了一切人民军队的高要求标杆，接下来就是给老百姓谋福利了，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土地改革。

10月12日，邓政委发布《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分田地、分浮财的运动。

为了顺利完成土地改革，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党委和军区，从每个纵队抽调三个团，做为军区的基本武装，从每个纵队抽调1—2千名干部和老区战士，作为军区和党委的基本工作人员，共同领导土地改革。

这样一来，野战军可以灵活机动的歼灭国军，军区和党委可以扩占地盘、发动群众、清剿土匪，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

经过数月奋斗，到1947年底，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便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步入正轨的根据地。

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既离不开刘军神的军事指挥，更离不开邓政委的政治初心：“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想要老百姓跟着我们走，最好让他们知道，有了横扫天下的实力，才会获得老百姓想要的公平和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