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一个不会写字的女人，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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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包

“还没动笔，我已落泪。”

这是《阿包》的第一句话，我从这句话迅速沉浸到阿包这个普通女人的故事中，大概6个小时后，读完了这本9万字的书。

撰文 | 伊登（Eden）

编辑｜晨仔

阿包的故事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述说自己的人生，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因为投错了胎才来到人间的什么动物？我的前世难道是猪？是牛？是马？还是别的什么牲口？我因为走错了路来到人间，却依旧没有改变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

阿包，就这样用简单直接的语言，将她的故事，一股脑地倾倒了出来。

● 阿包

阿包是出生于贵州黔东南雷山县固鲁村的一个普通苗族女人，今年57岁。

她和我在贵州遇到的苗族女人很像，小小的个头，150出头，但健康、结实，说话的声音开朗又淳朴，和她说几句话，你就会很想和她亲近。和很多这个年纪的苗族女人一样，阿包不会写字，也不识字，因为在苗族人的传统文化中，他们通过语言，通过绘画来记录，没有文字。

只有受过教育的苗族孩子，才会读书写字，而阿包的家庭，妈妈很早就因病逝世，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阿包和妹妹，除了哥哥，三个女孩子陆续都退了学。

● 小时候没条件照相，这是我人生中所照的第一张相，当时我大约5岁：（左起）哥哥、妈妈、姐姐，我、爸爸、舅舅（1973）。‍

好学的阿包为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读到二年级，她最后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二十岁的时候，她稀里糊涂地经人介绍下，嫁给了比她大18岁的老赵，和老赵生了两个女儿。老赵也很穷，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阿包去贵阳打工，没有想到，去了没多久，阿包就遇到了更大的劫难。

她和另外两个小姑娘，在人才市场上遇到几个人，说是让她们拿点东西，几天就回来。她们完全没有想到，这几个人是骗子，懵懵懂懂地就跟着坐上一辆开往北方的火车。几天后，她才知道被人贩子卖到了河北的某个寨子。

在那里，阿包日也哭夜也哭，告诉买她的那户人家，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已经结扎了。她那家人家呆了几个月，终于趁一次赶集的机会跑了出来。跑到第三个村子，躲在一户人家里，求那户人家的叔叔带她去了派出所。

阿包很幸运地第一次逃跑就成功了，但是她回家的路并不顺利。

● 20岁这一年，我嫁给了大我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1989）。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要从河北到贵州。走投无路的她最后进了收容站，在那里又度过了两个月充满恐惧和不安的日子。

在这样的日子中，阿包记得的也是别人对她的每一点好。她感谢免费让她坐车，甚至还给她买了一个包子的售票员；感谢那个告诉她可以去收容所的阿姨；感谢骑自行车带她去报警的叔叔，甚至对那个花3500元把她买过来的人家，她都没有说他们的坏话。她觉得如果自己就这样跑了，对不起他们花的钱，想着要多帮人家干点活。

终于，收容站集满了一车去贵阳的人，将他们一个一个送回去。阿包回到了她心心念念的家，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女儿们，却没有想到老赵以为阿包跑了，已经和前妻生活到了一起。

在那之后，阿包再也不敢去做没有把握的工作，而是找到了一个在贵阳医院做保洁的工作。她除了给医院做保洁，又因为勤劳、品性好，赢得了医生们的信任，开始给医生们做钟点工。阿包没日没夜地干活，赚钱，把两个女儿都供上了大学。

但是人生的意外一个接一个到来，她送走了自己的亲哥哥，送走了老赵，送走了爸爸，生活总是在刚刚给她一点甜的时候，又会接着给她一个巨大的重创。

“以前我在贵阳医院打工，身边有10来个小姐妹。有时我们在一起摆摆龙门阵，互相聊一聊，也是各有各的苦，但是我看谁都没有我那么苦。当然，我自己的事情，被拐卖被骗的事情，我也不大会说给别人听的。”

● 一晃眼，我成了外婆（2019）。

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阿包有了一个念头，她想让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孙女知道自己的故事，让她们知道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有了文化，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骗。但是她不会写字，她用了最笨的一个办法——每天晚上，等家里人都睡了，她就对着手机说话，手机将语音转化成文字，她再把这些看不懂的字一个一个抄在本子上。

在丈夫老潘的帮助下，这些文字，最后变成了一本书《阿包》。

57岁的阿包，成为了一名书写者，她的生命有了注脚。

● 阿包在田间劳作。

此刻在贵州乡下生活的阿包，还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实质影响。

身边除了最亲的家人，其他的小姐妹都不知道阿包出书了，“我没有告诉她们，也没有发在自己的朋友圈。”她觉得刻意去说这些不大好，好像在炫耀。和老潘在一起后，她逐渐远离了昔日的小姐妹，她们并不清楚阿包现在的生活，就算是看到书，也不一定能把这个“阿包”和在医院时候的“小李”联系在一起。

她接受过七、八家媒体的采访，有的媒体还跑到她家里来，她就像招待朋友一样，热情地招待他们，有的还在她家睡了两晚才回去。

她还在继续写自己的故事，第二本书已经签约，讲述她们几个姊妹从农村到城市打工，和在医院工作的20年里看到的人世百态。写第二本书的时候，阿包明显流畅了很多，她的普通话越来越标准，会写的字也越来越多。

等到第一本书的稿费结算时，是阿包平生第一次拿到靠写作获得的收入，她不知道究竟会拿到多少钱，但也已经暗暗规划了用途。“我想给潘老师买一部照相机，一台电脑。因为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有机会出这本书。如果还有的剩，我想给自己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或者是绣一件衣服，还想买一双好走路的鞋。”

● 我不知道未来还会有怎样的苦难，但眼下，我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什么是最重要的？

活下去，活下去最重要

“我们就像着世上千千万万的老夫老妻一样，平凡而真实地活着。我们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我们只想着活一天算一天，因为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阿包》的故事中，老潘的出现出人意料。

2018年的冬天，阿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潘打来的。他因为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动弹，需要找个人照顾他。

读者会问，老潘是谁？

原来，阿包17岁的时候，第一次去贵阳，帮表姐看孩子，老潘就是表姐的前夫。表姐离婚之后，阿包就和老潘失去了联络，直到很多年后，老潘作为嘉宾，被雷山县政府邀请过来开会，阿包才知道，原来老潘是个名人，他是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出了几十本书，他叫潘年英。但是他们也只是打了个照面，直到2018年，老潘投奔阿包来了。

● 17岁，我来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1985）。

老潘给阿包打电话的时候，想得非常单纯，他的身体状况很差，已经站不起来了，母亲年纪很大，亲姐妹各有各的生活，又不相信医院或者护工能够治好他的病，他需要一个人照顾他，而他的第二任妻子，当时已经和他分居，根本联系不上。他想到了阿包，除了阿包是个信得过的人，也因为阿包在医院工作过很多年，会一些基础的护理知识。

那时候，他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也不知道阿包的丈夫已经过世6年了。

他对阿包说，“你只要帮我一点点就可以了，不要帮很多。”一点点是什么意思呢？“度过这一段，我只要度过这一段，就还会重新站起来的，我知道我有这个能量。”

● 1986年我和表姐的孩子合照，表姐的孩子很可爱，可惜我后来再也没见到他。

在阿包的悉心照顾下，老潘站了起来，他拄着拐杖又回到了学校，但是这时他发现他的生活还是很困难，他还是很需要一个人的陪伴，而阿包，也真的很适合他。

当他第一次向阿包表示要一起生活的意愿时，阿包吓了一跳，她觉得你开什么玩笑，她说你这种身份的人，我怎么可能高攀。后来老潘把自己的情况和难处告诉阿包，阿包又去问自己女儿的意见，女儿们的第一反应也是，他不会是个骗子吧。后来经过她们的仔细分析，觉得可能是真的，加上老潘在她们家住了40多天，她们才慢慢相信，觉得母亲可以和老潘慢慢相处试一下。

“说实话，这个期间，也有其他爱慕我的人，我也想过，有没有可能和其他人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是她们都不如阿包的关键的一点是，她们做不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她们在心里，在情感上是愿意帮助你的，但是真的到了实际生活中，这些事情她们做不了。比如说照顾我的母亲，给一大家人做饭，比如现在我在老家搞这个房子，这些木工泥水工，所有这些工人都是阿包在做饭。”

年轻的时候，老潘也是很浪漫的人，他感受过激情之爱。

● 我一边照顾潘哥和两个外孙女，一边照顾生病的婆婆。

他和他的第二任太太杨老师之间就有这种情感。年轻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一百多块钱，他把它们全部用来买了一把吉他送给杨老师，自己饿了一个多月。那时两人两地分居，她住在县城，他就骑自行车，骑将近300公里去看她。但是在婚后两个人的生活争吵不断，每次吵架的事时候，老潘就会想，两个知识分子是不适合生活在一起的，还不如找个没有文化，心地善良的女人。

“年轻的时候，觉得激情是第一位的。但是到老了，到我们年纪快60岁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

“活下去，活下去是最重要的。”

在老潘办完了离婚手续后，他和阿包每天生活在一起，两人形影不离，不论是开会、上课、采风，他都带着阿包一起。2024年，老潘退休了，在他生日的那天，和阿包领了结婚证。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6年。

阿包在书里丝毫没有修饰地写了老潘找到她的过程，这段结尾在网上被人置喙，怎么一本定位于“女性主义”的书，到最后女性变成了给人做保姆？阿包的主体性呢？很多读者无法对这种不适视而不见。

● 外孙女苗苗跟着我和潘哥去了很多山美水美的地方。

老潘能够预料大家的反应，但他没有试图美化书中的自己，他并不否认对阿包的感情开始存在实用的成分，“一开始，我是需要阿包，后来慢慢地过渡到我觉得阿包非常适合我，到现在，我觉得阿包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当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默契的生活时，爱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爱和年轻的时候那种疯狂的爱不同，是互相依赖，互相扶持。你要说那种很疯狂的爱，那的确是没有，但是前段时间，我照顾母亲，她在女儿那边，我们分开了20天，我们每天都要视频，那种思念不是假的。”

“大家都叫我给阿包多花点钱，我不大愿意去回应这些，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我原先学校里的房子留给前妻了，我后来一直是自己租房子住。现在我想在老家盖自己的房子，要花很多钱，阿包完全是鼎力支持。但是她花钱的时候，我也是毫不犹豫的。比如前一阵子阿包回乡下参加鼓藏节，我给阿包买了衣服，买了银项圈，项圈一个就要7000多。”

● 2018年，我因为照顾生病的潘哥，他给我买了这一身衣服。

不论网上的人怎么说，都不太会影响阿包和老潘的感情，“都这个年纪了，我们两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阿包说，她发自内心地觉得现在的生活比原来轻松多了，“我们现在生活不困难，都不需要依靠儿女，潘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他的退休金也很高，我们吃饭也不花什么钱，现在为了身体，也不会大鱼大肉，都是吃原生态的蔬菜。唯一要花钱的就是潘老师想在贵州老家农村盖起自己的房子，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这两年可能要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但是房子弄好了，我们想在哪里就呆在哪里，他也没有遗憾了。”

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太不相配，一个是大学教授，沉浸于文学、精神世界，一个是连字都不会写的，只读了二年小学的农村妇女，但他们在一起意外的契合，他们在一起这6年，几乎没有吵过架。

他们搬到了贵州乡下生活。每天早上8点，阿包给老潘做好早饭，一杯牛奶，两个核桃，一个鸡蛋，要不就是一个馒头，老潘吃完之后就进屋去写自己的东西，到了12点再起来吃午饭。

● 潘哥在单位办公室住了一年，这铁床是我帮他买的，才50元。

午饭通常就是简单的面条，吃完午饭，睡一会，下午接着写作。到了傍晚5点左右，两个人会出去散一小时的步。散步的时候什么都聊，聊家常，聊房子，也会聊文学。“我会和她说我看的书，阿包没有看过书，但是我可以和她说故事，只要讲故事，她就会明白。”老潘说。晚上10点，阿包给老潘打水洗脸洗脚，上床后看看手机，再聊聊天，一天就结束了。“每天都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我觉得日子过得还是很开心的。”阿包说。

在上一段婚姻中，老潘是做家务的，但现在阿包不想让老潘做这些，“看书写字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时间搞饭菜也是正常的。”

在阿包的悉心照顾下，老潘的身体这两年恢复得很好，“几年了，冬天都没有得过感冒。”

“潘老师是个作家，文化人，我没有文化，没有工资，但是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他这个人很好，从来不会说谎话。当然，我对他也很好，我这个人只要喜欢哪一个，我就是全心全意地对他，只要有好吃的，我就先拿给他吃。”

的确，我在采访中和潘年英聊了短短30分钟，他的诚实让我感慨，我之前采访过各式各样的情侣，记录过爱的种种面貌，老潘和阿包的感情看上去和之前的每一种都不同，但何尝不是爱的又一种面貌？

● 跟着潘哥走南闯北，我什么苦都吃过，但心里很甜蜜。

我们以前看的故事是描写“善”

但阿包是用自己的故事表达了出来

阿包坚持不懈地对着手机讲故事，又翻译成文字抄到本子上，进行了一个星期，老潘开始好奇她到底每天不睡觉在做什么，发现阿包已经写了20多页。他看完之后，说蛮好的，又找了一个笔记本给阿包，鼓励阿包继续写。就这样，阿包越写越多，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写满了两本信笺纸和两个笔记本，交给了老潘。

作为第一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作为一个人类学的教授，潘年英自己出了几十本书，大多围绕贵州侗族人文，他很清楚这些文字的质地。

● 2022年夏天，我开始用手机语音翻译功能创作我的自传作品《阿包》。

“就像我现在装修乡下的房子，我不会去刷墙粉，也不会用地砖，我全部都保留了水泥，因为水泥的质感能够让人感受到和时间，或者是和土地的连接。当然最好的是用温暖的木地板，最差的是冰冷的瓷砖，我觉得阿包的文字就接近于这种粗粝的水泥，它不是最好的，但它是鲜活的，有力量的。”

老潘找了打印店把阿包信笺和笔记本上的文字都打进电脑，再帮阿包做了整理。他没有修改阿包的文字，只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问了阿包是什么意思，重新记录。书稿完成后，他拿着书稿寻找出版社，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但希望能将文字改成《秋园》的文字，老潘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知道杨本芬是有文化的人，但阿包不是。

“阿包的文字如果改了，就不是阿包了。”

● 《阿包》

书稿最后辗转到了乐府总编涂涂的手上。

书稿是同行姜小坏拿给涂涂的，他们在同一个出版从业者的群里。老潘先是将书稿交给姜小坏，姜小坏喜欢这个故事，但他判断这本书并不适合自己的公司，又将书稿交给了涂涂——尽管此前，两人并不认识。

素人写作，边缘人物的口述故事，女性主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本书都非常“乐府”。在此之前，乐府做火了素人作者杨本芬奶奶的《秋园》。

拿到书稿之后，乐府内部有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意见集中在，从文学的标准来看，它有没有达到一本书的出版标准？

最后让涂涂做出了决定出版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故事契合了女性书写的时代情绪，更重要的是，他从头到尾被这个故事所吸引，“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强烈吸引力的文本。阿包虽然不认识字，但她天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人类一直有口传文学的传统，很多民间故事就是一种口传文学，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文学。”

● 我常常对潘哥说，我们好好活着，因为我们一路走来，都不太容易。

阿包的书稿，编辑没有对文字做任何修饰，保留了它原生态的质感。除了删了一些涉及收容所的内容，以及涂涂坚持没有放原先潘年英写的序言。

“还不光是从性别或者说阶级的层面出发，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是阿包自己的故事，她已经完成了一个完全自由的，本真的表达。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潘老师的赞赏和支持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对这个作品，我就觉得它应该纯粹是阿包自己的。所以我和潘老师讨论了一次，他也完全理解和接受。”

《阿包》上市三个月，发行了2万册，这个数字在今年，不要说是一个素人作者，就算对一个成名作家来说，也是不错的成绩。尽管涂涂对它还有更高的期待。

“去年，整个出版行业是雪崩式地下滑。前年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仍然有过幻想，然后去年让我们认清了所有的现实，没有幻想没有复苏，就是真正的雪崩。读者的变化、信息渠道的变化都爆炸式地累积在一起，除了‘有用’的书，我们所出版的‘无用’的书，市场的下滑可能在40-60%之间。”

在这样的现实下，“出版行业在某种程度上被恐惧笼罩了，很多人在做书的时候会很害怕，当你害怕的时候，就只能做尺度之内的、经验之内的东西。但始终，出版是一个需要创造性的行业。”

● 跟潘哥在一起，我们总是很开心，好像我们之前经历的苦难都不存在。

为了后续的发行，这本书与果麦公司合作，扩大了书的影响力。果麦曾说，在中国的出版史上，《阿包》第一次让一个原本没有机会表达的人去表达。

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包是幸运的，很多新作者的作品可能根本就没有机会被大家看见，而《阿包》一上市就得到了关注，很多主流媒体对阿包产生了兴趣，这是之前很少得到关注的一个群体。

即便最近几年，底层群体的口述故事备受关注，例如《我的母亲做保洁》《我在北京送快递》，但阿包和他们仍然不一样。

“做保洁也好，送快递也好”涂涂说，“这些群体仍然在我们的体感之内，他们可能属于小镇做题家阶层，从乡村或者小城往大城市涌动，在流动中面临阶层的变化，这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群体经验。

但是阿包和他们不一样，阿包不在这个层面的群体经验之中，她是更底层更偏远的山里，向一个相对不那么发达的中型城市流动。她更多的是讲述我们母亲这一辈人，所经受过的苦难和她们的付出。阿包是更底层，更没有资源的一个群体。”

那么，《阿包》的读者是怎样一个群体呢？是怎样一批人，会喜欢看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山区女性讲述的故事？

涂涂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只能凭自己的感受说，大部分和他交流，或者采访阿包的人都是女性。

的确，我喜欢阿包的故事，我12岁并不是很爱读书的女儿，也津津有味地读完了它。

“在阿包的身上有很珍贵的东西，她具有人类一直相信的善的东西，这种善，一直是传统文学在描写的东西，但阿包，她是用自己的故事表达了出来。”

《阿包》

被辍学，被拐卖

但不被命运压倒

在底层，不识字

却大声讲出自己

这是一个女人的挣扎

这更是一个人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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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伊登（Eden)，休闲学硕士。悲观人生，乐观生活。Of course I still love you，this world.

本文配图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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