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仰山在山东的考古活动

民国时期，大量传教士来华考察和工作，逐渐开始在传教之余研究汉学，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传播，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引介和推动作用，林仰山便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

林仰山（1892～1974），英文名Frederick Seguier Drake，英国浸礼会牧师，曾在齐鲁大学担任神学院院长、副教务长、图书馆馆长、文学院地理学教授以及广智院院长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前往香港，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留居山东时，林仰山对济南周边的十余处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所获资料多发表于英文期刊，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珍贵的早期记录。林仰山在山东考古的起步和早期发展阶段作出了独特贡献，同时，他经手过大辛庄、苏埠屯等遗址出土的文物和明义士的部分藏品，有些情节颇受争议，真实经过仍有待考证。

林仰山（摄于香港大学宿舍）

20世纪30年代起，林仰山借助语言优势和工作便利，逐渐开始对山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围绕济南及其周边的大辛庄、王舍人庄、洪家楼、苏埠屯等几处地点展开实地考察，还曾去往黄石崖、神通寺、灵岩寺等宗教遗址进行考察，通过文字、绘图、照片、拓片等形式记录了这些遗迹的早期状态，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原初资料，也成为中国考古学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见证。林仰山先后在济南之东的几处地点获得了骨器、石器、陶器、铜器等遗物，年代大致在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根据这批遗存的基本情况，林仰山在《华裔学志》《中国研究》等国际知名的汉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山东古代陶器》《山东大辛庄商代遗址的发现》《山东历城县王舍人庄商代遗址》等数篇文章，可作为他在山东地区早期考古活动的代表性成果。林仰山曾写明，他从事考古调查的目的是研究山东地区出土的丰富的陶器遗存，从而了解这一区域的古代人群和文明的早期面貌，而非收集文物本身。文章的论述重点放在器物断代和文化迁播交融方面，尝试通过区分器物类型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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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仰山在山东考古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林仰山对学术前沿和主流观点都有一定的了解，文中多次引用徐中舒、梁思永、李济、吴金鼎等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考证古籍，认为仰韶区域（河南渑池）曾是夏朝的中心，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仰韶居民并非汉族，他们所创造的彩陶与塞西亚艺术存在相似之处。林仰山对比了彩陶和黑陶的特征差异，认识到龙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存在关联，且东方的龙山文化是植根于本土的，而仰韶居民的文化面貌与龙山文化和商文化均存在较大差异，并列举了商文化与龙山文化都有甲骨占卜遗存等相同点，应是受到李济先生的学说影响。林仰山将龙山居民视为商人的先祖，即最早的中国人，中国真正的历史由此开始，并进一步指出山东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值得受到更多关注。林仰山具备国际学术视野和独到的学术判断力，虽认同仰韶文化有异域色彩，但根据自身判断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提出了异议，强调中国本土的龙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联，并以山东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早期考古调查活动，不同于西方考古学家“在中国遍求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

林仰山对于山东考古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大辛庄遗址的早期调查与材料公布。方辉教授的文章已将大辛庄遗址最初发现的情形进行了详细考证，这一遗址为学术界所知晓，应归功于林仰山教授。林仰山发表的两篇调查报告使国内外学术界获知了大辛庄遗址的原始情况，他所公布的材料也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研究山东地区商代考古为数不多的重要实物资料。

在未经大范围科学发掘时，林仰山凭借本人的学术眼光发现了大辛庄遗址的重要性，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判断，并将数量较多的骨镞进行了类型学划分型式的初步尝试。林仰山的报告是对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青铜器的首次记录和发表，这也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其中铜觚、铜戈、铜镦、陶鬲、卜骨、骨角器及骨角料等同出一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器物组合。尽管对个别陶器年代判断有误，林仰山还是正确地指出大辛庄遗址的主体堆积是商文化，同时根据少量磨光陶片认为该遗址伴存有龙山文化遗存，这一点被后来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和山东大学的勘察与发掘结果所证实。

林仰山在判断年代时主要依靠类型学的对比原则，他认识到陶器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类型区分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如能认清陶器上的某种痕迹或纹饰所代表的特定时代，那将对于断代有极大的帮助。虽然未能总结出陶器分期断代的科学规律，但他通过比较器形、质地、纹饰、制作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并对照城子崖和安阳的发掘报告，以及美籍汉学家顾立雅《中国的诞生》等论著，尝试表述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在陶器上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林仰山经手过插图版的安阳发掘报告和一些标本，并得到了明义士的指导，二人一同考察了苏埠屯遗址。林仰山收集的一些周代陶器标本，之所以断定为周代，是以明义士给他展示过的带铭容器为参照，同时对照Chou Chao-hsiang 发表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一期（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umber 1）的相关文章，根据器物形制和材质方面的相似性来断代。

1931年起，林仰山开始研究在苏埠屯遗址采集到的陶器，根据器物特征将遗址年代正确推定为商代，后来涉及该遗址的文章多采取以上观点，也有学者认为应大致相当于商周过渡时期，陶器以商式为主，也有少量下限进入周初。林仰山基于苏埠屯遗址的陶器，把“口部微侈，肩部高而外凸，底部小，饰阴线三角纹”归纳为商代陶器的形制特征，并提到以下三件陶器出自同一灰坑。

林仰山绘苏埠屯采集陶器线图

因所获文物大多是在农民取土或耕种时翻露出来的，遭到了比较严重的破坏，往往缺少准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信息，且文物多为残片，加上林仰山本人并未受过系统的考古学训练，虽然试图构建济南周边区域的文化发展脉络，但缺乏对文明演进的整体认识，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时片面强调某种陶器形制或纹饰与其他区域的相似性，存在一定的主观色彩，对器物年代或出土单位的判断常有失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北地区便已有商代夷式簋的发现，具体地点一是洪家楼，二是王舍人庄，这两处均由林仰山报道公布。但由于对商文化认识不深，林仰山将洪家楼的1件夷式簋定为龙山文化时期，并将王舍人庄的1件夷式簋判定为与其他7件商式器物同坑出土。根据目前对商晚期墓葬器物组合和陶器分期的认识，这些陶器应出自至少三个遗迹单位，其中两套鬲、豆、簋应分别出于殷墟三、四期的墓葬。

洪家楼出土夷式簋

王舍人庄出土的两套商代陶器

另外，梁王城的几件晚商器物和发现于大辛庄的商代陶鬲均被归入龙山文化时期。林仰山还认为梁王城的一件陶罐与大辛庄遗址的一件应属同一类型，时代为周，但参照现经发掘的大辛庄遗址汉代坑所出陶罐可知其更接近汉代式样。

林仰山绘梁王城出土陶鬲线图

林仰山绘大辛庄陶鬲线图、梁王城陶罐线图

林仰山发表的调查报告合资料整理与器物研究于一体，从编写体例来看，他对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有普遍了解，且掌握一定的田野调查技能，报告文字记载翔实，辅以遗址的外景照片和手绘的地理位置图、器物照片、纹饰拓片等，还绘有多个视角的器物线图，并对部分残器进行了复原，显示出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能力。报告符合编写的基本规范，可供他人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限于所获器物较少（很多地点仅收集到三四件器物），且均为采集品，能做出许多正确的判断，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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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物的流传

根据现有资料查证，林仰山所藏文物大致有两个去处，一部分陶器存放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少数精美器物可能已经流失海外，或被出售进入拍卖市场。

自1928年起，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提供经费千余元购买文物，随着藏品规模逐渐扩大，为方便研究，建立专门馆舍陈列文物，定名为古物陈列室，于1936年10月28日举行了开幕典礼。1941年12月8日，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锁，被迫停办，古物陈列室也受到影响，复校以后，古物陈列室的藏品被北京大学接收。林仰山曾在文章中写明，他在山东收集的大部分陶器存放于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古物陈列室（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Yenching University, Peking），以供日后研究需要。据日本学者黄川田修所说，林仰山所藏大辛庄遗址部分陶器现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其他较为珍贵的青铜器等则下落不明。因新中国成立前局势动荡、文物保管分散混乱，这些文物现存何处已无从查知，有些甚至可能已经流散到海外。

方辉教授曾撰文记录了两件流失海外的青铜器，一是大英博物馆东亚部展柜中的一件商代晚期的铜，器形罕见，为1945年莱昂内尔·爱德华兹（Lionel Edwards）捐赠。虽然缺少出土地点和收藏者信息，但这件器物与林仰山发表的大辛庄遗址铜的尺寸、纹饰完全一致，应是同一器物。二是现藏美国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铜戈，铸造精巧，为1941年该馆从收藏者查尔斯·斯坦雷（Charles A. Stanley）手中购得，同一时间入藏的还有几件陶器，收购地为齐鲁大学，应当也是大辛庄遗址出土的文物，但详细的入藏经过无从得知。尽管这件铜戈并未出现在林仰山的报告之中，但因林仰山对大辛庄遗址早期出土文物的收藏最为丰富，因而推测其为这一铜戈的最初收藏者。据方辉教授查证，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东亚部负责人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明义士有联系，曾表示希望收购明义士的藏品，可能因明义士与林仰山关系密切，使韦慕庭获知了林仰山藏品的相关信息，并购得了部分藏品。

除上述两件铜器外，保利和佳士得曾经发布过林仰山所藏的17世纪宣德款铜鎏金象耳鼓式三足炉和19世纪道教寿老的水晶雕刻品两件藏品。其中，保利公布的藏品来源记载了三足炉先后由林仰山和英国著名古董商马钱特（Marchant）家族收藏，但资料零散，具体的流传经过不甚明确。这两件藏品如何由林仰山获得，又是如何流转到拍卖者手中，目前尚未找到关键信息。

此外，因与明义士关系密切，林仰山经手过明义士的部分藏品。据徐文堪先生所知，明义士曾研究过元代的基督教，收集过一批内蒙古所出铜十字架，1949年后齐鲁大学停办，原在齐鲁大学的这些十字架现藏香港大学，推测也与林仰山有关。

林仰山与香港大学中文系同仁合影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发，林仰山因与其他几位外籍人士协助转移并保管明义士留在齐鲁大学的大批甲骨，长久以来被当作妄图劫掠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关于这批文物的传说一直众说纷纭。直到世纪之交，方辉教授详细考证了明义士藏品的去处。齐大于1941年被日军接管，其中的文物、古迹遭到浩劫，所剩无几，而明义士的这批藏品得以免遭劫掠，应得益于当时在齐大任职的外籍人士的藏匿措施。甲骨这类有机质文物不仅没有腐烂，且客观上因林仰山等人的妥善保管而在战火中幸存下来。明义士曾在写给其子明明德的家信中提到，希望将这些东西通过合适的方式捐赠给齐大，使藏品适得其所，并非以私人占有藏品为目的。至此，学术界对这批藏品的流传经过和林仰山的处理方式等诸多猜测方才有了定论。

本文由 孙莉 杨烁 摘编自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编辑部 编 《 东方考古（第24集）》之《林仰山在山东的早期考古实践及意义》 。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978-7-03-080616-1

定价：180.00元

《东方考古》是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和山东大学博物馆联合编辑的系列丛书，分集陆续出版。本丛书内容以中国及东亚其他地区的考古学和古代文明研究为重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考古学研究的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方法。第24集收录了17篇研究论文、1篇发掘报告，内容涉及考古纪事、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聚落与社会考古、生业与手工业考古、科技考古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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