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7年，当指导员把四个兜的干部服递到我手里时，我的手都在微微发抖。那一刻，我恍惚觉得自己长高了，胸膛挺得更直了。
连部文书小王在旁边打趣："老李，这下可算熬出头了。"我咧嘴笑了，笑得有些傻，却忍不住。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被子盖在身上，却感觉像躺在棉花上。四个兜的干部服在眼前晃啊晃的，我伸手去抓，却只抓到一片黑暗。
我想起入伍那天，也是这样的晴天，母亲送我到村口，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在部队好好干，别给咱家丢脸。"她的手糙得像树皮，却让我鼻子一酸。
第二天一早，我就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信里把我提干的喜讯告诉爹娘，我想让她们知道，她们曾经的期望，如今终于实现了。
我家是在皖北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穷得叮当响。记得八岁那年闹饥荒，家里揭不开锅，母亲用高粱面掺着榆树皮粉给我做饼。那苦涩的滋味，可谓是刻骨铭心。
可即便那样，我父母还是咬牙供我读书。我爸常说："穷不能丢书，富不能丢猪。"。我读高中时，每天走十里山路，书包里装着母亲准备的干粮——有时候是玉米面窝头，有时候是地瓜。
同学们笑我"土包子"，可我知道，那里面装着家里对我的期望。
高中毕业后，那时没有高考，我选择了报名参军。临到部队前，母亲把家里老母鸡生的蛋全煮成五香蛋让我带上，父亲把家里全部的积蓄都塞给我。
在去部队的火车上，我从车窗望出去，看见母亲站在村口，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黑点。我攥紧了口袋里的钱，心里发誓：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到了部队，我分到福建泉州的一个步兵连当兵。新兵下连后，由于我文化水平高，军事训练成绩好，平时表现也很突出，被调到连部当军械员兼文书。
在连部，我成了连长、指导员的得力助手，尤其是连队的训练计划以及上报的材料，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
第二年，我入了党。记得那天，我在党旗下宣誓，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拳头。连长拍着我的背说："好样的，继续保持。"
第四年，也就是1977年，我提干了。命令下来的那天，连长特意让我代表全连去领奖。站在领奖台上，我看见下面战友们羡慕的眼神，忽然想起小时候，我趴在教室窗户上，看着从眼前走过的解放军叔叔，心里全是羡慕向往，如今，我不仅穿上了军装，而且还完成了从普通战士到军官的跨越。
提干后第一次探亲，我兴冲冲地赶回家。
刚进门，邻居张大婶就来了，手里还提着自家蒸的馒头。
她笑眯眯地说："成明啊，你妈可算熬出头了。"我正纳闷，她又说："我有个远房表妹家的女儿，跟你同龄，现在在村里小学当代课老师，模样俊，性子也好。"
那意思一听就是想为我们牵线。母亲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还热情地留张大婶吃饭。
我心里却有些忐忑，不知是该同意还是拒绝。没想到当天下午，战友崔大勇就来找我，硬拉着我去他家喝酒。没想到在等车时，我竟意外遇到了高中同学刘雅兰。
刘雅兰还是那么清秀，只是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她看见我时，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我们聊起了分别后的生活，她说她现在在村小学教书，工作很忙但很充实。我鼓起勇气问她有没有对象，她红着脸摇了摇头。
那一刻，我感觉心脏都要跳出胸膛了。崔大勇在旁边坏笑："我看你俩就挺配的。"
后来在崔大勇热情相邀，刘雅兰和我们一起去吃了饭，吃完饭，崔大勇主动退出“电灯泡”角色，我与刘雅兰一起看了场电影，散场后在外面溜达到深夜。
刘雅兰说，她一直知道我喜欢她，只是等着我主动。我笨嘴拙舌地解释，她捂着嘴笑，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后来我才知道，她早就喜欢我，甚至知道我提干的消息比张大婶还早。
结婚那天，刘雅兰拉了个女孩来当伴娘。后来才知道，她竟然是张大婶的侄女吗？也就是张大婶要给我介绍的对象。
张大婶后来常说："你这小子，福气大着呢。"
确实，我不仅娶到了心爱的人，后来还在部队当上营长，从营长岗位上转业到县工商局，后来当上了局长，刘雅兰随军安置到县教育局，后来也当上教育局长，夫妻俩都当上局长，这在县里还成了众人口中人人称赞的对象。
儿子没有进体制，大学毕业后就自主创业，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回首曾经，心中感慨良多。从农家子弟到营长、局长，我明白事业就像爬山，每一步都算数，唯有坚持与热爱，才能登上高峰。
而婚姻呢，和刘雅兰几十年相伴，我才懂得，爱是理解与包容，是彼此成就。生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事业与家庭如同鸟之双翼，唯有二者平衡，才能飞得更高、更远，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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