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师级干部打死日本医生，罪不至死却仍被处决，聂帅大感惋惜

1950年，我军一位资历很高的干部犯了一件荒唐的杀人案：居然连开两枪，打死了帮他治疗肺结核的医生，只因对方是日本人。

虽然他此前被证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杀人时处于不能自控状态，但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依旧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

聂荣臻元帅显然有意保下这名干部，得知结果后也是十分无奈，只能作出指示：给他吃点好的，送他上路。

这名干部名叫沙飞，广东开平人，不仅是我军第一位职业摄影记者，更是人民革命摄影的奠基人。

当时我国社会动荡，医疗环境落后，对于穷苦百姓而言，肺结核这种病几乎等同于绝症，它对我军也造成了极大伤害，有许多战士罹患该病逝世。

1948年，沙飞也不幸感染肺结核，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接受治疗。这所医院的医护人员中有不少为日籍人士，沙飞对此非常不满，曾多次对人说：鲁迅先生就是让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又来害我。

他还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信告状：日本医生强迫他拍摄X光，是在伤害他的身体，想要加害于他。

在当时，组织对日本医护工作者看得很高，认为这些日本医生愿意协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十分高尚的，可以极大团结革命力量，因此组织始终要求官兵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对此，沙飞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嗤之以鼻。

1949年12月，在日本医生的细心照料下，沙飞的肺结核基本治愈。出院前夕，他却恩将仇报，趁日本医生前来提醒他吃药之时，掏出私藏的手枪打死了对方。

事情发生后，组织大为震惊，聂荣臻更是情绪复杂。

此前，对于沙飞的种种抱怨，组织没能拿出足够的重视，聂荣臻甚至有些哭笑不得。明知沙飞对日本人的仇恨，可谁又能想到事情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呢！

此事的负面影响迅速发酵，引发了可怕的连锁反应，日籍医护人员更是集体提出抗议，要求我军给出交代。考虑到政治层面的影响，组织最终判处沙飞死刑，无论是对于我军还是他本人，这都是令人惋惜的巨大损失。

沙飞的人生起点很高，1926年毕业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时才14岁，但已拥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毅然加入。

1932年初，20岁的他以特级报务员的身份来到汕头，此时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每月有150块大洋，他便买来许多文学作品阅读。他尤其喜欢鲁迅的作品，反复阅读了许多遍，愈发崇拜鲁迅。

他曾对自己的妻子说，自己将来也要像鲁迅一样当个作家，用笔揭露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怀着同样的理想，沙飞后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与电台同事王辉成婚后，为度蜜月，他专门买了台相机，不料因此开启了新的人生。

1936年，沙飞从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了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现场抓拍照，情绪变得异常激动，对妻子说：摄影师就该时刻打开相机，随时记录重要的时刻；他也要当一名摄影记者，用相机记录历史。

这并不是一时间的感慨，当年九月，他便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此后，他更多地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穷苦大众，以这种方式效仿鲁迅。

在上海，他结识了许多左翼人士，并在1936年10月举办的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鲁迅，并为鲁迅拍摄了许多照片。

沙飞以为这是他与鲁迅先生友谊建立的开始，哪想仅10天后，他便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鲁迅去世了。怀着沉痛的心情，沙飞亲手拍下了鲁迅的遗容。

1937年6月25日，沙飞在桂林举办的个人摄影展中，将一组鲁迅先生的照片标价出10万元的天文数字。面对质疑，沙飞称是因为不想有人买，后又改为“非卖品”。

摄影展刚结束10天，卢沟桥事变发生，沙飞毫不犹豫地背着相机赶赴前线，他要把敌人侵略的暴行暴露出来，激发民族自救意识，让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国家。当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加入八路军。

由于是我军第一位专业的摄影记者，此后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是由沙飞记录的。他还创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晋察冀画报》，同时为我军培养出大批相关人才，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人民革命摄影事业。

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沙飞有着无上的地位，况且此事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新中国诞生，他本该功成身就，怎料却犯下如此错误，杀死的还是为他救命的医生。

有人提出，沙飞同志不该被判处死刑，是因为他在经历了柏崖惨案后便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所谓“柏崖惨案”发生于1943年12月10日，日军突袭了驻扎在柏崖村的八路军部队，指挥员余光文带领战士们奋力突击却死伤惨重，有百余名同志和百姓惨遭戕害。

余光文的妻子张立和刚出生的小儿子不幸被俘，为问出八路军大部队下落，日军甚至将她襁褓中的婴儿直接扔进了烧开的大锅里。即便如此，张立依旧毫不动摇，最终被日军用刺刀杀死，年仅23岁。

沙飞便是惨案的亲历者，他在这场战斗中负伤，目睹了同志们的牺牲，也落下了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此后，他对日本人更加恨之入骨，打心眼里认为只要是日本人，就一定不是好人。

然而正如先前所说，此事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给组织带来了极大压力。考虑到许多政治层面的因素，华北军区政治部只能做出决定，挥泪斩马谡，于1950年3月4日对沙飞执行枪决。

聂荣臻对此非常惋惜，可组织已作出决定，他便只能吩咐看守人员，尽量让沙飞同志吃得好一些；考虑到沙飞是广东人，爱吃鱼，便要求给他准备点鱼汤，让他体面地上路。

临刑前，沙飞习惯性地摸了摸他胸前的衣兜，原来那里放着他当年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的照片底片，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精神支撑。随后，他默默地跟随看守人员走出看守所，准备接受死刑。

这一年，沙飞年仅38岁。

直到1986年5月19日，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才接受了沙飞“因精神分裂症发作，于失控状态下杀人”的说法，恢复其军籍和党籍，为其平反。

有人指责沙飞忘恩负义，日本医生为他治病，悉心照料，他却毫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但事实上，若非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沙飞又怎会落下精神疾病失手杀人呢？

从某种角度来讲，那位可怜的日本医生，是为他那些禽兽不如的同胞的罪行买了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