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只老虎给你吃”

6月9日，浙江衢州烈日与阵雨交替，仿佛风云被搅动。

当然，这里绝非法外之地，也没有什么人能呼风唤雨——即便你在国外杀老虎，归国受审也只能温顺如仓鼠。

“杀只老虎给你吃”，这就是我对所要提到的这个案子最初的印象，出此言者实在过于狂妄，不禁令人发笑。

风云变动，徐昕老师风尘仆仆，前一日刚刚结束两天高强度的“法庭辩论”线下培训，便连夜赶赴浙江衢州参加一个重大案件的庭审。

去年9月份第二次大案刑辩线下培训课上，徐昕老师曾简短的提到过这个案子——金三角赌王案——赌王绰号“红地主”，他的前半生，甚至比他“杀老虎”的狂妄更令人瞠目。

那些对文明社会法律制度一无所知的人，对辩护律师的一大攻击就是指责他们“为坏人辩护”，当然，面对这样的无知指责，所有的律师都会用朴素的刑法学基本原则来回击：未经法庭的公正审判，任何人都是无罪的！

但是，当在法庭上听到“红地主”前半生的累累前科，这个尚未经过法庭审判的被告人到底是不是坏人？我和很多旁听律师却都失去了义正言辞的底气，颇哭笑不得。

他的第一次前科在1989年，彼时我们还处于上一个刑法文明时期，而他的罪名之一正是极具时代色彩的流氓罪。

法庭上的两名检察官和两名法官都很年轻，1989年，这四名未来的司法人员应该都还只是幼童，而21岁的年轻人“红地主”，却已经踏入了犯罪之河，再没上岸。

之后，在1990年、2004年、2008年和2012年，他又先后四次被判决有罪，涉及的罪名除了流氓罪，还有故意伤害罪、盗窃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和聚众斗殴罪，刑期最长十一年半。

其中尤其令我好奇的是1990年这一次，不出意外，这一年他应该正在监狱或看守所，但却仍然犯下盗窃罪被判三年。

一来好奇他身处牢狱到底偷了谁的东西，又能偷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能被判三年？二来好奇在一个依法并不享有人身自由的监管场所，好似就不应存在个人占有财物一说了，即便偷拿了他人财物，是否还能评价为法律意义上的盗窃？

所以，“红地主”在人生的前四十多年里，先后五次共计被指控犯下八宗罪行，而这一次，他又被指控犯有诈骗罪、开设赌场罪和非法拘禁罪。

从犯罪数量上说，“十恶”的说法于他而言不是夸张和修辞，而是写实。

“红地主”，真是一个让刑法失灵的人。

刑法理论上的“报复”和“预防”两大机能，在他身上好像并没产生什么效果——纵使几十年遭受刑罚的连续打击，却始终挡不住他屡屡犯案。

我非常严肃的认为，“红地主”或许是我们社会机体某种副作用下的产物，无论对他简单的道德痛批或是不够严谨的审判，无疑都过于单薄轻率，甚至是对社会深层问题彻底的逃避和不负责任。

现在来看，“红地主”当然是极端个例，甚至只是孤例，但换个角度，如今某些罪名的泛化和刑事手段的愈发活跃，又何尝不是在批量制造低配版的“红地主”，甚至正在孕育几十年后的“红地主”？

同样的气候土壤，同样的“南孔圣地”，几十年间，有人从幼童成长为司法官，而“红地主”则始终被指控，对比如此极端，令人不安、费解。

但面对这样一个对刑法脱敏之人，比草率追诉定罪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的追问，或许也要反思司法程序。

所以，即便面对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当事人，徐昕老师和吴乘子律师也依然坚定的为他做无罪辩护！

即便他曾五次沦为罪犯，但并不意味着第六次指控就当然成立。

“红地主”，依然享有无罪辩护的权利。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这一次被告人却第二次落入了同一名检察官的手里，面临“有罪推定”的偏见。

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就是证据不足，除了分案被告人的供述和大量证人证言，几乎没有客观证据。

在赌王“红地主”尚未被审判的情况下，曾经同他一起杀虎吃肉的诸多小弟，反而先他一步认罪伏法——毫无疑问，他在其他案件的判决书中，早就被同一个法官认定有罪，而且罪大恶极。

至关重要的被告人手机，不仅没有扣押笔录，甚至在被扣押之后也未封存，手机显示的机主姓名并非被告人，显然难以排除手机数据被篡改的可能。

被告人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和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均没有移送同步录音录像，但公诉人在相互矛盾的诸多证据间，却唯独依据对被告人不利的那一部分指控。

被告人被指控在老挝金三角多年从事电信诈骗、开设赌场等罪行，不仅没有相关企业主体资料、物业租赁合同、监控或老挝执法部门执法记录等重要证据，面对辩护人的申请，法官甚至直言“客观原因，无法调取”，用来证明犯罪地点的证据只有谷歌卫星地图和手绘图。

假如一国外交部针对他国内政擅自发表言论，很容易被指责干涉他国内政，那一国法庭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他国境内曾出现种种罪行而当事人又未被追究，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干涉他国司法主权的行为呢？

而最直接的证据冲突恰恰来自公诉人自己的举证：被告人出入境记录显示，在被指控犯罪期间根本没有出国！

公诉人的解释是：出入境记录只能证明被告人合法出入境的情况。

言外之意就是：被告人并非合法出入境，而是偷越国境。

偷越国（边）境罪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且显然也是“红地主”实施被指控罪行的前提，为什么反而没有被追究？

原因恐怕就是公诉人根本无法证明被告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偷越了国境。

指控“红地主”最主要的证据，是几十名赌客做出的“证人证言”，但这些动辄一掷千金豪赌的赌客们，是否可能涉嫌赌博罪而不具备证人资格呢？

面对徐昕老师的质疑，检察官的回答又宽宏大量：根据刑法第七条，我国公民在国外犯罪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但徐昕老师马上严肃的教育检察官：“可以不追究”不等于“不追究”，要有充分理由，自由裁量权不能滥用，否则有放纵犯罪之嫌！

一天的庭审中，“红地主”老老实实坐在被告人席，毫无逾越之举，甚至没有抢着发言和争吵，宛如笼中仓鼠，完全看不出丝毫纵横金三角的气质。

或许他极擅长伪装和推卸罪责，但至少通过庭审上的质证和辩论，指控的确很难令人信服。

衢州有“南孔圣地”的美誉，亲身感受，名不虚传。

首先令我惊讶的，是审理本案的衢江区法院居然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法院，公众几乎可以270°无障碍走向法庭，只在楼内有一道简易安检，在我的经验里，这是唯一一家，颇有孔子“有教无类”的意味——有讼无碍。

而法院对这样一宗重大而且也敏感的案子，并没有人为设置任何障碍，对待十几名专程过来旁听的律师也没有丝毫敌意。旁听席不够，甚至迅速开放执行指挥大厅给律师，法警素养也极高，待人和善、热情帮忙。

本案证据上暴露出诸多不容否认的问题，检察官和法官们时常理亏，但也表现出相当的专业和风采，观感体面。

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红地主”亦猛于虎，苛政与“红地主”，孰更猛一筹？

这一次，在严酷之外，不知司法能否让“红地主”感受到公正和救赎，否则，伏虎之人终难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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