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失败的根源——贪污、官办企业、固守旧有体制

袁伟时先生在《晚清大变局》一书中，将清帝国最后的失败归咎于三个原因:

1、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2、无力制止贪污。

3、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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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三项弊端，清帝国无力回天，最终土崩瓦解，袁先生的结论可谓入木三分，针砭时弊，不妨结逐条分析一下。

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

晚清的最后机会当属于八国联军侵华后的立宪改革。庚子赔款之后，有识之士已完全认识到了体制非改不可，拯救大清，拯救中国已经不是依靠器具上的修修补补就能完成的。

可是从1906的预备立宪开始，一直到了1910年清廷仍然没有诚心，也没有实实在在的动作。面对各地咨议局、商会和教育会的请愿运动，直到1911年第一届责任内阁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但皇族内阁彻底打破了所有国人的期待。

改革不彻底就是彻底不改革。满清统治者头脑中根本没有所谓的宪政观念，他们所有的改革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既有利益，维护特权统治，哪怕祸到临头，仍然不会放弃手中已经得到的东西。

无力制止贪污。

贪污问题是人类社会的痼疾，人性不改变，贪污就无法彻底解决。即使是现代社会，有完善的分权机制和媒体监督，贪污问题也是屡见不鲜。

如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长麦迪根案”，麦迪根担任议长近40年，非法谋利超过4000万美元。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贪污的普遍性与公开性令人咂舌，而且有其独特的一套逻辑。

古代中国固然有一套自己的监督臣子的办法，尤其是清朝还设立督察院，十五道御史监察百官；思想层面上则依靠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给官员道德约束。

可仅仅靠这两条完全不够，御史监察百官，可是有一个人却无法监督，如果君主爱财怎么办？

如1894年，慈禧60大寿，臣子纷纷进贡，世续在正贡之外额外孝敬了一万两银子，慈禧凤颜大悦，不久就提拔他为军机大臣和大学士。

君主尚且如此，更何况臣子？

官员们层层进贡的银子有两条来路，要么是搜刮百姓，要么是挪用公款。袁世凯挪用公款孝敬奕劻，他的下属自然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孝敬袁世凯。

各个地区的官员自然也会上行下效，在辖区内层层盘剥，俨然土皇帝。

北洋水师的公款被挪用修颐和园已经是公开的事实。虽然北洋水师资金不足，但是而北洋水师的创办者李鸿章却坐拥4000万两家产。

他默许将领劫掠民财（如刘铭传、周盛传等），并收受其“孝敬”。 任直隶总督期间，年均收取“碳敬”“冰敬”等陋规约18万两，数十年累积数百万两。

面对这样的高官巨贪，监督如同虚设，老百姓更不可能撼动当权者。

你不进贡，就没办法升职，你不贪污，就没办法进贡，潜规则才是统治社会的法则。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落到现实中也只能成为少许道德君子的坚守，在众多官员口中只不过是虚伪的礼教文章。

官员不对老百姓负责，因为他的任命和升迁与否全在于上级的喜好，上级爱财取之于下，下属再取其下。由此封建专制社会的腐败根源便一清二楚了。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之下，任何的改革都只能成为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越改，老百姓越穷。

重蹈国有经济的的死胡同。

清帝国的覆灭直接诱因是1911年强推铁路国有化。

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

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

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

说白了，铁路收归国有就是与民争利，因为侵占的是老百姓的股权。

晚清时期的各类国办洋务企业，无不面临着经营问题，所谓的洋务运动，甲午一战便搓破了其虚弱的皮囊。

他们不愿意放权给民间，就是因为不信任老百姓，不愿意人们真正的富有、强大起来，所以千方百计地搞什么官督民办，可谓与商鞅“民强国弱”思想一脉相承。

而这些企业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各类官员敛财的工具，李鸿章就在其领导兴办的各类企业占有股权，积累了大量财富。

当然清末改革失败的最终原因还在于人们思想的陈旧，旧瓶装新酒怎么都行不通，修修补补只能苟延残喘。

李鸿章在当时虽属于进步的洋务派，但他仍然是传统士大夫形象，面对留学生问题，他却主张少派，因为害怕回来人数太多无法安置。

可笑的是当时的大清多么需要各类人才，但到了1905年，也才只有1200人外出留学。

当晚清士大夫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仍然抱着所谓“夷夏之辨”传统去处理与西方的关系，不挨打都不可能。肆意打杀别国使团，杀害传教士也只能暴露出所谓的礼仪之邦不过是野蛮社会。

面对些许进步的有识之士，就恶意扣帽子，徐继畲，郭嵩焘相继被扣上汉奸的名号，事实上，他们的见解何其深刻。

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对美国的评价不可谓不深刻。

他说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又说：“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侵侵乎三代之遗意”。

而担任驻英大使的郭嵩焘更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主张向西方学习政治和经济制度。

归国后却被无端攻击，理由更是可笑至极。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可惜的是，这些有识之士却最终黯然落幕。思想的陈旧自然带不来全新的大清，腐朽的专制王朝土崩瓦解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