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无冕特工之王，老蒋悬赏5万要他的首级，却因飞机失事遇难

说到中共特工，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特工之王”李克农、潘汉年，却很少有人知道邓发。

邓发

这个被斯诺称为“中共红军特务队的首领”的人，其实，是李克农、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他才是当之无愧的中共特工之王，只不过是无冕之王。

作为“红色中国的守护神”，蒋介石曾亲自下令，谁能把邓发的人头献上来，赏5万大洋，而1935年国民党对周恩来、张国焘的赏额却是生擒者各奖5万元，献上首级者各奖3万元。也就是说，邓发的赏额比这两位大人物都高。

无怪乎，斯诺在《西行漫记》对他的描述充满敬意：

“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那么，邓发到底有多厉害，我们从头说起。

• 浴火重生，工人队伍里成长的革命家

1906年3月7日，邓发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父母都是佃农，仅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养活八个孩子，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极度艰辛。尽管如此，父母还是缩衣节食，在他六岁时，就送他去书堂读书，但他只读了四年书，就因贫辍学了，因此实际上他只受过初小教育。但了不起的是，后来他刻苦学习，成为党内自学成才的典范，被誉为“中国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十五岁时，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邓发就随五哥邓芳外出广州、香港等地谋生，先后在公安局做过勤杂、在旅店当过茶房、在轮船公司和外国轮船上当过厨工，处处遭人白眼，受尽凌辱。

如果甘于平庸，他这一辈子最多不过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打工仔。但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人，打开了他的认知，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工人领袖苏兆征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在苏兆征的影响下，邓发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自此，他发誓要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他参加了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

时势造英雄。1922年春，中国工人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当年1月，十六岁的邓发就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斗争，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他成长为工人运动的活跃分子。1925年6月19日，闻名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开始，这时的便邓发成了大罢工的骨干分子，他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并任工人纠察队队长，为罢工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这年10月，由苏兆征介绍，邓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共少有的从工人队伍里成长起来的革命家。

1926年7月，国共合作期间，邓发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队长，参加支援北伐工作。在此期间，他协助陈延年、邓中夏、苏兆征等组织宣传队、运输队和救护队，追随北伐军出征中原，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1927年12月11日，时代潮流再次把他推到风口浪尖，此时广州起义爆发，作为广州工人赤卫4队五区副指挥，邓发指挥油业工人英勇作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军事斗争，起义军一度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由于敌强我弱，12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与帝国主义勾结，对起义军进行围攻反扑。邓发在危急之时，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掩护起义部队撤退，英勇顽强地同多于自己数十倍、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浴血奋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中共被迫转入地下。

• 沉稳机智，临危不乱彰显特工潜质

从事地下工作，处处充满风险，而邓发凭借机智沉稳，临危不乱，巧妙地化解了风险，也为他以后领导保卫工作奠定了基础。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此时，邓发的特工潜质就崭露头角。

1927年4月15日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当时已出任中共广东油业总工会支部书记的邓发正遭反动军警到处搜捕。但他却临危不乱，一边有条不紊地命令身边的同志马上转移，一边自己亲自烧毁文件。等所有文件烧毁后，他才从窗口逃走。

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画家呢!（确实，后来邓发通过自学成为画家。）

由此，他躲过一劫。

广州起义失败后，12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赤卫队只剩下三个人，邓发沉着冷静的素质再次表露无遗。在同伴安全离开后，他才跑到广州四牌楼牌坊巷五号，找到四叔公邓北水家里。

此时，敌人尾追很急。

他进门说明情况后，从容地将脏衣服藏到水井底，接着把脖子上因起义时佩戴红领巾留下的红印擦掉，然后又叫家人翻出几张旧处方纸，将痰盂里的脏水倒到床边，撒上些炉灰，便装成病人，奄奄一息倒在床上。

整理妥当不到半个小时，敌人就闯了进来。看到病歪歪的邓发，得知染了传染性的肺痨，赶忙避之大吉。

1928年夏天，邓发奉调到香港工作，先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期间，邓发也是险象环生。

有一次，他又被一个叛徒盯上了，对方就像“狗皮膏药”一样，怎么都甩不开。就在这时，他出其不意地转身朝叛徒走去，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迅速从裤袋里掏出一节甘蔗，朝叛徒身上一捅。那个叛徒以为是枪，当即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开了。

这事体现了邓发的果敢，而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邓发的机智展露无遗。

有次，邓发去地下印刷机关检查工作。实际上这个隐藏在普通民宅之中的机关已经暴露，特务们正在里面张网以待。但邓发不知道，当他来到门口时，才发现情况不对劲。这时他进去或者转身走，身份都会马上暴露。

怎么办？他急中生智，若无其事地敲了对面民宅的大门，但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怀疑，问他是干什么的。邓发操着一口云浮土话，说是从乡下来找自己大哥的。

特务们一无所获，顺带着也把邓发关进了监狱，以便年交差了事。

关押期间，无论特务们怎么严刑逼供，甚至打断了他的一根肋骨，他都坚称原先的说辞。特务们没证据，只好把他送到普通牢房里。

在狱中，邓发得到一名给犯人送饭的妇女的帮忙，给哥哥邓芳带了个信儿。当时邓芳在英国船上当厨工，为了让特务相信，邓芳还特意让英国老板前往监狱作证。特务们一看，兄弟俩长得像，英国人也证实邓芳只是普通厨工，挥挥手让邓发走了。

• 思想左倾，他也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0年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邓发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为加强苏区工作，这年年底，邓发赴闽西工作，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闽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在此任上，闽西出现了肃反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0年年底以来，闽西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外有军阀张贞部的疯狂围剿和反动民团的血腥进攻，内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颠覆。由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红军作战接连失利，挫伤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而在“猛烈扩大红军”的号召下，各县采取命令主义方式强迫工农当红军，致使队伍良莠不齐。

在这种背景下，闽西负责人给中央写了份报告。报告根据错误的分析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闽西还没有创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对之进行一番根本的政治改造，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肃反委员会，由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林一株兼任主席，各县亦相应成立肃反委员会，开展内部肃反。

1931年1月初，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有十几名红军指战员由于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在会上呼喊“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林一株得知后，立即派人逮捕了“呼喊反革命口号”的反革命分子，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逐步升级的肃“社民党”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闽西肃反运动中被错杀的达6300多人，其中包括一大批闽西各县党组织最早的负责人和军事领导人。

很快中央对闽西的错误做法予以纠正，林一株被判处极刑，邓发作为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也受牵连，被免去职务，调中央局工作。

• 发挥特长，出任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由于邓发长期从事过地下工作，同时，又有肃反的经验和教训，1931年7月，邓发被调往苏区，担任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

同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发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被任命为第一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公安部的前身）。

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是执行侦察、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在保卫局成立之前，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分为苏区、白区两大系统。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特科主管，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归肃反委员会主管。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之后，统管各苏区、白区的情报保卫工作。

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白区工作部等工作部门，侦察部部长为李克农，执行部部长为洪水（越南人），白区工作部部长为潘汉年，秘书长为欧阳毅。当年作为局长的邓发只有25岁，比李克农还小7岁。

任职期间，他运用多年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的手段训练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项项保安措施。在邓发的努力下，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可以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保卫局为捍卫红色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发担任局长期间，没有发生一例中央领导人因保卫疏漏而落入敌方之手的事件。因此，邓发也被称为“红色中国的守护神”。

邓发在苏区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纵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负责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

1935年1月，他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实际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起了积极的作用。

• 任职新疆，统战工作再立奇功

1936年6月，邓发奉命以中共代表身份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随后，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在苏联，经常应邀作报告，开讲座，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民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新疆成为抗战时期中共和苏联及共产国际联系的最重要渠道。为了保证这条通道的畅通，鉴于邓发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以及统战工作方面的经验，1937年9月，他从苏联回国，接替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负责领导原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的工作。

中共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其领导。对新疆的工作，共产国际提出了“三不”组织原则：

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

虽然前期中共与新疆地方实力派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建立，但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既要负责完成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又要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其艰难可想而知。

但是，邓发一向务实，又敢想敢干，极富创新精神，他抓住盛世才标榜实行联共、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的有利条件，反其道“顺势而为”：

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就用马列主义精神宣传“六大政策”，也等于宣传马列主义；不让发展组织，就用马列主义教育群众，为发展组织做好思想准备。

他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做了四项卓有成效的开创性工作：

------在政治上，他根据盛世才的请求，派共产党员担任《新疆日报》等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利用报纸书刊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由此增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抗日爱国热情。

------在思想上，他选派黄火青（化名黄民孚）到新疆各族民众反帝联合会担任秘书长。作为全疆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进步组织，“反帝会”以出版会刊《反帝战线》和举办干部训练班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干部。

邓发还推荐共产党员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学院任教，用“抗大”精神办学，为抗战和革命事业培养人才。

------在经济上，他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将从延安去莫斯科治病路过新疆的毛泽民留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

经过毛泽民一年多的整顿治理，新疆财政经济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

------在军事上，邓发还组织西路军总支队广大指战员学习汽车、炮兵、装甲兵、无线电、空军等军兵种军事技术，并领导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支航空队，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现代化空军和民航事业建设中的骨干。

邓发（左）与叶剑英合影

由于成绩突出，1937年12月，邓发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成为中共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的25名委员之一。

1939年夏，邓发奉调从新疆回到延安，随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直到1943年，为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当邓发为争取中国光明的未来而加紧工作时，无情的灾祸却突然降临。

事情是这样的：

1940年初，党中央为加强职工运动的领导，又调任邓发接替刘少奇兼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1945年9月，他代表解放军80万职工并作为解放区唯一的工人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代表朱学范一起出席了巴黎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

1946年1月，邓发回国直接飞往重庆，4月初，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巴黎参加世界工会理事会。本来他可以不回延安而直接去巴黎的，但因为两个原因改变了他的行程：

一是他回国前，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赠送给毛泽东一幅油画，托他带到延安面呈毛泽东，他想尽快完成重托；二是他这个人组织纪律性非常强，也打算回延安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后再去巴黎开会。

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境内的黑茶山撞山坠毁，机上人员不幸全部罹难，史称“四八烈士”。

邓发与出狱的叶挺及其女儿合影

事后，人们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飞机上安装了磁铁，影响了飞机的仪表盘，这个传言没有得到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从那之后的国共谈判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乘坐的飞机，必须有相应级别的国民党官员同在。另外，众多中央领导同乘一架飞机的现象也很少了。

邓发用自己的鲜血为仅仅40年的短暂生命划上了句号。

1946年4月19日，延安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祭悼“四八”烈士大会，毛主席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