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不输男性，但她们的理工之路为何越来越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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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彦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责编：钱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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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季，理科实验班的李然在两个选项间犹豫：计算机专业还是师范类专业？父母悄悄说：“女孩子学师范稳定，编程太辛苦。”这种看似贴心的建议，正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也就是STEM）这些领域里性别分化悄然发生的幕后推手。

STEM领域的性别差异是个全世界都在研究的话题。虽然总体来看，女性在STEM里占比偏低是普遍情况，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性别差距的大小并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有些性别平等程度不太高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在STEM领域的劣势反而没那么突出。这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说，发达国家性别平等程度高，女性可以随心选自己喜欢或擅长的学科；而发展中国家给女性的工作机会少，找工作的风险也高，STEM相关的工作相对稳当，工作环境友好，自然对女性更有吸引力（Stoet and Geary，2018）。

还有个现象是，在STEM领域里，从社会主义国家移民来的人，男女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女性对这些领域的兴趣也相对更浓厚一些（Friedman-Sokuler and Senik，2025）。这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念影响深远——国家一直很重视数学和科学，也一直倡导女性参加工作、为国家发展出力，这种观念到现在还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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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领域性别分化的多种可能性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STEM领域的性别分布上，情况显得挺特别。虽然多数研究都指出，女性在STEM领域的各个阶段都存在 “人数偏少” 的问题，但具体到哪个阶段这个问题更突出，相关的研究就不多了。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根据社会分类的视角，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模式：

• 模式1认为在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中，女性更可能获得非STEM专业文凭；即使在接受过STEM教育的群体中，女性更可能选择非STEM职业；在从事STEM职业的群体中，女性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比男性更低。

• 模式2认为，STEM领域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STEM专业文凭获得上；在经历了高度筛选之后，STEM领域的女性在获得STEM职业与获得高收入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劣势。

• 模式3强调，在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中，女性更可能获得非STEM专业文凭；而接受过STEM专业教育后，女性在获得STEM职业上不存在弱势；在进入STEM职业之后，女性则被束缚在低收入职位上。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和2021年的数据，我的研究揭示了中国STEM领域性别分化的复杂图景，展现了从教育选择到职业发展再到收入获得的全链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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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选择的分野：STEM 专业的性别倾斜

我的研究发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群体中，女性选择STEM专业的发生比仅为男性的 38%。这种差异在高校扩招后也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事实上，这种分化并非源于能力差异。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女性的数学成绩并不逊色于男性，但她们对STEM教育的积极性却相对较低。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成为重要的分水岭，男性更可能选择理科，女性则更多倾向于文科，而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大学专业的走向。志愿填报时的专业偏好进一步加剧了分化。理科女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数学物理类与经济类专业，而非工程类专业（Li and Wang，2019）。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工程类专业总被看作是“男生更强”的地方。这种想法慢慢影响了女生，让她们觉得自己可能不行，选专业时就容易绕开这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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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路的分流：从校园到职场的性别筛选

接受 STEM 教育后，性别差异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职业方面以新的样子表现出来。我的研究发现了一个看起来有点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学过 STEM 的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不工作了；另一方面，要是这些女性还在工作，那她们更可能一直做 STEM 相关的职业。

结婚生子会让学过 STEM 的女性离开职场，但不会让她们换非 STEM 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其他很多工作，STEM领域的工作内容更规范、标准更明确，对女性也更友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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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获得的差距：STEM 职业中的性别薪酬分化

进入STEM职业后，性别分化以收入差距的形式持续存在。我的研究显示，STEM职业中的性别收入差距比非 STEM 职业更大，而且随着收入层次的提升，这种差距更加明显。

分位数回归结果清晰地呈现了这一趋势。在STEM职业中，女性相比男性的收入差距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拉大。具体数据：在年收入分布较低的层次（后20%、后40%），差距约为2.3万-2.6万元；而在年收入分布较高的层次（前40%、前20%），差距扩大到约3.7万-3.8万元。这种“收入越高，性别差距越大”的趋势，表明女性在争取STEM领域顶尖职位和高薪时遇到了更强的阻碍。

更值得注意的是，STEM职业的收入优势呈现出选择性特征。只有那些最不可能从事 STEM 职业的女性，才能从STEM职业中获得显著的收入提升；而对于中等及以上可能性从事 STEM 职业的女性，STEM 职业并未给她们带来显著的收入优势。这可能是因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由于教育和家庭环境等原因，更容易进入收入较低的行业，比如传统服务业、基础行政、低端制造业等；而 STEM 行业（像程序员、工程师、实验室技术人员等）的整体薪酬要高于这些传统低薪行业。那些有中等及以上可能从事STEM职业的女性，本身往往有更好的教育基础或更多资源支持——她们原本就有机会进入其他“高薪赛道”，比如法律、高端管理等。对她们来说，STEM 行业的收入虽然不低，但和自己“原本能选的路” 比起来，差距可能不大；甚至可能因为STEM行业内部仍存在隐性的性别差异，连这点优势都被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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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分类系统的情境性与主体性

中国STEM领域的性别分化挑战了“类型不平等效仿机制”。该机制认为，性别等分类系统会在不同情境中被不断复制，导致不平等的持续再生产。但中国的经验表明，性别分类系统的作用并非绝对，而是受到情境和主体性的影响。

首先，分类系统在特定情境中可能“失灵”。中国 STEM 领域的女性代表性不足并没有出现在每个阶段，这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类似。社会主义传统中重视女性劳动参与的价值观，以及 STEM 职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地位，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性别分类系统的负面影响。

其次，被分类者的主体性能够挑战分类系统的影响力。接受过STEM教育增强了女性留在STEM领域的信心与决心，她们在职业选择阶段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这使得她们在STEM职业选择阶段未出现明显的弱势。

最后，多重分类系统的互动共同塑造了性别分化模式。婚育状况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分类维度，与性别分类系统相互作用，成为影响STEM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阻力。这表明任何分类系统都无法单独对个体施加影响，社会不平等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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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性别平等的路径思考

STEM 领域的性别分化，不是简单的“歧视”或“选择”，而是社会分类系统与个体主体性的碰撞。研究告诉我们三个关键真相：

首先，性别分类不是“一路到底”的。女性在教育阶段可能被“过滤”，但在职业选择中能展现主体性。

其次，婚育不是“绊脚石”。真正影响女性的不是孩子本身，而是缺乏支持系统。

最后，改变的关键在于结构性的因素，而非干预主体的选择。将女性留在STEM领域很重要，但尊重女性的选择同样重要。女性更少进入STEM领域并不代表女性的“失败”。一些愿意从事 STEM 职业的女性可能由于性别歧视退出了STEM领域，这才是需要政策干预的。

在科学的世界里，性别不该是单选题——宇宙的奥秘，从来不会因为研究者是女性就藏起来。

文献来源：Chen Y (2025)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TEM field of China: A socio-categor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 218-252.

参考文献

Friedman-Sokuler N and Senik C (2025) From pink collar to lab coat: cultural persistence and diffusion of socialist gender norm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38: 11.

Li D and Wang YZ (2019) Women in sciences: Gender difference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nd major selection.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3: 135-154 (in Chinese).

Stoet G and Geary D C (2018) The gender-equality paradox i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9(4): 581-593.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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