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地狱》的度众生聊《与悲伤共处》《直面临终时刻》

作为去年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破·地狱》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死亡和相关话题。

可能不少观众都没有注意到电影的正确名字带有一个分隔符，是“破”——“地狱”，它由一个古老的丧葬仪式的名字变成了一个动词——虽然不少观众只是惊叹于香港竟然保留着那么传统的意识。这种传统的割裂也让电影海报的港版“生死从不由己定，人身难得度众生”变成了内地版本的“人生从不由己定，何不潇洒走一回”。这个改动其实多少有点可笑，要知道前一部最火的电影《哪吒》里还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到了这里成了“不由己”。同时还忽略了电影中的一个核心思想“度”，男主“道生”在粤语里跟“度生”同音，也就是“普度众生”的深意。

人生总被千千万的羁绊困住，很多时候其实就如同“地狱”，正如电影来说的，不单逝者需要破地狱，活人也需要“破地狱”，需要“喃呒”来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接受他人的死亡，我们又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在整部电影中不断被暗示，同样也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也是今年社科图书的重点关注，既有社会现实（疫情原因），也有更多的人开始有了对死亡话题的直面勇气。先来说说《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

《与哀伤共处》 聚焦于一个被主流声音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作者通过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44位在青少年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失亲者，收集了丰富、隐秘、深层的哀伤叙事。

如果把年轻的跨度更看大，《破·地狱》中女主扮演的刚好是一个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按照电影中的角色推断，郭文玥的年纪甚至比扮演者卫诗雅还要年轻，先是没有了母亲，而在二三十的年纪失去了父亲。抛去因病早逝之类，在子女成年不久（女主）和壮年（女主哥哥）失去父母的这种情况在内地可能相对较少，而在香港因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形态，让更多的男人长期投入工作中而非家庭，以致婚姻较晚，和子女的年龄相差较大，所以会出现大量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

郭文玥和Hello文的核心冲突和死后的和解其实是书中重点关注的子女在父母去世后的一个重要痛苦来源——父母临终时子女未能做到的事情。

而女主能在父亲去世后迅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加以实现——给父亲破地狱，这是一个非常难得和理想化的事情。现实中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过渡期其实过得要相当痛苦，而且是一个非常“极其私人”的问题，很难通过外人的帮助来解决，书中也坦诚，哪怕他们看了这本书，都是无法顿悟的。唯有丧亲者亲历这一追寻的过程，消化其中的“想不通”和挣扎，然后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属于他们自己的“顿悟时刻”。

在大象看来，《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更核心的思想是让年轻丧亲者知道自己其实是有被关注到，不用过于孤独无助；同时也提醒更多的人去关怀身边的年轻丧亲者。同时也正是《破·地狱》里的一个核心思想，度生人的重要性。

电影中还有一幕，轮椅上的Helle文尿失禁，女主要给他洗澡遭到拒绝，还扇了她一巴掌。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导演要营造的戏剧冲突，可是在现实中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所以到了今天要聊的第二本书《直面临终时刻：医院安宁疗护中的妥协与调和》。

Helle文拒绝让女儿给自己洗澡，说到底就是一种尊严问题，哪怕电影中是或多或少出于“父权”，现实中这种最后的“尊严”其实也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影响。当现代医学的奇迹不断延长生命的长度，我们是否忽视了生命终章应有的质量与尊严？

《直面临终时刻：医院安宁疗护中的妥协与调和》由权威学者陆杰华教授与其学生戚政烨深入中国医院安宁疗护一线，以其扎实的调研、深刻的洞察和饱含温度的人文关怀，为中国安宁疗护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与思考路径，是医护人员、政策研究者、社会工作者，以及每一个终将面对生命终局的人，理解“善终”之道的必读之作。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书中采用的“安宁疗护”在之前的情景中更多是使用“临终关怀”这个词，相对而言这个词显得更加温柔，没有那么可怕。

如果要说最后的生命尊严，那么就必须要说最近去世的蔡澜老先生，他在最后的日选择卖掉了自己所有产业与藏品，入住豪华酒店，雇佣了八个工人来照顾自己的日常起居直至去世。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蔡澜最后的日子过得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在他想要的情况下过完的。因为蔡澜最后的时光里身体状况相对而言较好，日常还能会见不少好友，家庭富裕，拥有最好的医疗待遇，他自己也是一个阔达的人。

可是作者扎根两家具有代表性的医院，通过大量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和细腻的个案分析，生动呈现了患者、家属与医护人员共同面临的复杂困境，也深刻揭示了安宁疗护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困结：它常常处于医疗体系的边缘，资源的匮乏、传统死亡观念的忌讳、家庭决策模式的复杂性，以及制度保障的不完善，共同构成了推广的阻力。

相较于洗澡这种带尊严精神层面上的折磨，人在临终之前的往往要受到各种疼痛的折磨，这给本人与看护者带来极大的身心不适，怎样“折中”，怎样“妥协”都考验着全部人。

蔡澜拥有财力雇佣更专业的人来照顾自己，同时在香港临终关怀环境也相对成熟，可是更多的照顾者都处于迷茫的处境。这种迷茫有可能源自上面提到的疼痛“转移”到自己身上，如果是家人作为照顾者还要面对孝道伦理、情感不舍、经济压力与尊重患者意愿之间承受煎熬。

安宁疗护如何在医疗干预与人文关怀间寻找平衡，这个问题自然不可能通过这本书就能获得解决，跟《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类似的，只是希望通过更多的人通过阅读来关注更多的处在生死痛苦中的人，希望社会能有更多的资源来“度众生”。

最后愿身后无痛苦，还是那句话，跟大象一起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