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朱文强｜文
鲁迅被人举报了！
因为一副画——那副著名的鲁迅吸烟图。
我对鲁迅吸烟本就没意见，何况是一张画。
据说那位举报者是一位控烟志愿者，以至于在游历绍兴鲁迅纪念馆时，一眼识丁。
这幅名画实在不妥，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吸烟，非到不举报便大逆不道的地步。
百年之后的今日，竟至于鲁迅的烟斗也犯了忌讳，被一位正人君子举报了去。说是要“保护下一代”。
闻此消息，先是愕然，继而失笑，终不免生出几分悲凉来。
那画中，先生执烟而坐，据说是极不堪的。
烟气缭绕，竟能熏黑了少年的心；烟斗在口，便可引他们入歧途。这般逻辑，实在令人佩服。
不如将画改了，让先生丢掉烟斗，握起右拳，便更显先生的大义？
我向来知道国人是善于将一件小事“扩大化”的，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一见烟斗，便想到烟瘾，想到病肺，想到早夭，想到教坏孩童——想象力之丰富，足使弗洛伊德汗颜。
向来如此。
我们的社会里，颇有一批专司“保护”之责的君子，两眼如炬，四处巡查，但凡见着些与他们脾胃不合的事物，便疾呼“害了下一代”。
他们自己大约是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唯独下一代脆弱如薄瓷，一见烟斗、酒精乃至男女并肩，便要碎裂了。
于是忙着举报、删改、屏蔽，将世界裹上一层又一层的绸缎，仿佛如此便可保万世太平。
未料，百年后的今天，辫子割了，牌坊倒了，小脚没了，只剩一条臭哄哄的裹脚布却不愿丢掉。
我生前曾吸过多年的烟，肺腑受害匪浅，这是事实。但将画中先生执烟的模样删去，便能教青少年？
他们见不着画上的烟斗，却见得着现实中千万人喷云吐雾；他们读不到文章里的“烟”字，却避不开身边亲友的烟臭。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向来是我们最拿手的把戏罢了。
这些君子所怕的，其实并非烟草本身，而是某种象征，某种“不规矩”的姿态。吸烟在他们眼中，代表着叛逆、沉思、批判乃至痛苦——这些都是要不得的。
他们期望下一代温顺如羊，整齐划一，见着烟斗不知其为何物，对着苦难视若无睹，最好连思索也不必，只需跟着口号前行便是。
而我终究是要吸烟的。不在画中吸，便在文字里吸；不让明着吸，便隐喻着吸。
我的烟斗里烧着的不仅是烟草，更是对世相的讥嘲、对麻木的刺痛、对黑暗的抗争。
若要抽去我的烟斗，不如先将这社会里的污浊之气抽个干净；若怕少年学先生吸烟，何不怕他们学先生思考、学先生批判、学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
可惜那些君子是不会懂的。他们依旧要举报，要删改，要将一切不合己意的事物扫进黑洞。仿佛如此便能造出个无菌的温室，养育出“完美”的下一代。
先生曾言，如“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人，在茶馆中议论革命者夏瑜的牺牲，既愚昧又冷漠，甚至将烈士的鲜血视为“治病良药”。
这种议论背后是怯懦与麻木，通过贬低他人换取虚假的优越感。以议论和高密为乐，通过道德审判他人转移自审困境，维护虚伪的秩序。
先生呐喊了百年，却仍不免被后人诟病。这种在封建礼教和专制压迫下，个体通过举报议论他人来换取安全感，既逃避自我反思，又参与对异己者的迫害的文化心理机制，竟如此根深蒂固？
似乎确是如此，否则也不会生出一些君子们批评朱自清的父亲不顾交通法规越过铁轨去送几个橘子这等荒唐事。
至于那幅画，我倒希望它挂在那里，让少年们看见——不仅看见烟斗，更看见烟斗后面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和脸上那双不肯妥协、不断呐喊的眼睛。
若真能如此，便吸这一袋烟，也值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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