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或将迎来重大调整？

今天开头咱们就不插科打诨讲段子了，直接上干货。

2025年第17期《国家治理》杂志上刊发了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的署名文章——

《稳步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效》。

文章里的主要章节依次谈到“适应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把握住房需求和机动化出行趋势”、“抓住能源资源利用和碳排放拐点”、“保持城市独特历史文脉和城镇风貌”以及“系统提升城市风险防控能力和韧性水平”等内容。

在论述“适应新的人口环境合条件”章节时，老部长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观点——

“探索公务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式削减的安排，将财政资源更多用于民生保障”。

具体截图在下面，大伙儿可以自行查看。

这个话说得相当直白，不仅对指出了公务人员的财政供养比例问题，更指出了未来财政资源的优化应用。

咱们可以把这个观点拆分一下理解——

公务人员规模合服务模式必须动态适配于其服务的人口结构。

在旧范式中，公务人员编制往往具有一定刚性，用大白话说就是：一旦确定编制数量，难以随人口流入流出而动态调整；

而文章提到的新范式，则很可能触发动态调整机制，使得地方公务人员于人口动态变化挂钩，核心在于动态优化人员配置。

上述探讨，不仅与当前的城市化与地方财政两个层面的动态现状是高度契合的，更与高层强调过的“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高度契合。

从社会发展阶段和后续增长模式来看，也确实到了将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民生保障的历史阶段。

不少老铁听到这儿，可能就在想了：退休老干部写写文章嘛，再正常不过了。

你要这么看问题，那是纯属唠没长牙的嗑儿。

笔者仇保兴，早年长期在浙江省工作，不少杭州本地的朋友至今习惯称呼他“老市长”；

退休前长期担任住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多年。

而刊发这篇文章的《国家治理》杂志，是人民日报社主管、人民论坛杂志社主办的权威理论学术期刊。

刊发内容聚焦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文章观点、调查报告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为有关部门提供重要决策支撑，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实践参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含金量这一块绝对到位了！

虽然《国家治理》杂志并非政策公告渠道，但刊发文章相当严谨且审慎。

像原住建部长仇保兴这样的重量级专家，观点既体现顶层设计视野，又具备地方实操经验。

本次在重量级杂志上撰写的文章，更像是通过权威渠道进行的思路探讨或政策倡议。

老领导提出这样的观点，背后是有着充分的现实考量的。

以下，我们就从财政端、人口端和技术端三个方面来剖析这一可能到来的大势所趋。

最显而易见的是当前面临的地方财政现状，这也是最直接、最紧迫的动因。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9663.57亿元，其中，本级收入119266.41亿元，增长1.7%，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收入100397.16亿元。

加上从地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及使用结转结余17028.5亿元，收入总量为236692.07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43892.07亿元，增长3.2%，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7%。

收支总量相抵，地方财政赤字7200亿元，与预算持平。

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为48699亿元，较2023年下滑16%；

2025年上半年，土地出让金收入进一步萎缩至14271亿元，同比下滑6.5%。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土地出让金收入恐怕很难再回到2021年的巅峰时刻。

这就意味着，在财政端“节流”务必早做布局和打算。

根据财政部与人社部联合发布的《2024年财政供养人员统计报告》显示：

2024年我国财政供养系数为7.4%，已明显低于多数发达国家，但仍具可优化空间。

三四线城市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显著大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且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的不在少数。

这里面包含相当一部分经济体量在5000-6000亿、且人均GDP明显高于全国均值的城市。

经济体量、财政收入以及人均GDP都在全国均值以下的城市，在削减开支这方面，就更加值得探讨了。

第二是人口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服务对象发生变化，这是最根本、最长期的动因。

根据全国各地发布的最新统计公报显示：

在内地31个省份中，只有8省份人口正增长、2省零增长，超过2/3的省份都呈人口负增长状态。

这一人口变动直接导致当地公共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人员编制随人口变动情况而调整既在情理之中，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

否则不仅对财政收支来说是项负担，还更加容易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人浮于事。

这当然是和当前高层三令五申提及的“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相违背。

事实上，在一些中西部地区，已经有不少省市在干这个事儿了——

譬如湖南郴州，通过开发区改革精简机构，将原15个管理单位合并为11个，内设部门从80个缩减至41个，编制人数从815人减至680人； 譬如山西省河曲县，将36个机构精简为22个、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186个涉改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名事业编制核减为659名； 譬如河南省在省直单位层面明确了“531”的精简比例，即事业机构精简不低于50%，事业编制精简不低于30%，其中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更是达到了10%…

这些省市在精简机构方面采取行动，一方面积极响应高层“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从自身财政与人口流动的实际情况出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沿产业与青壮年人口加速向大城市聚集，今后采取类似行动的省市大概率越来越多。

第三是技术赋能与效能革命，导致公共服务手段发生变化。

这一项，并非精简机构或削减公务人员的直接动因，但很可能是其重要的外部催化剂。

过去咱们一说“精简机构”、“削减人员编制”，马上就能联想到过程难免阵痛，甚至可能影响公共服务质量。

但现如今的技术的进步，正在提供更优解：

通过智能化办公赋能，大大提升人力个体的工作效率，为实现人员优化配置打下了绝佳基础。

在可见的未来，技术革新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技术支持，很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AI和自动化技术能够大规模替代标准化的咨询与办理业务；

其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或将显著提升审批效率、降低内部协调成本；

其三，规划与管理层面，智能化办公导入有利于使得治理从“经验驱动”变为“数据驱动”。

更何况，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域，我们国家妥妥的第一梯队玩家。

以上咱们说的这些技术，换别的国家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像画大饼；

但我们说出来，那个成色完全不一样了！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国家治理》杂志上撰写的文章以及提出的观点——

并非政策发布，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向和观点倡议。

理性来讲，这一新思考的背后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或许，我们可以从最近高层发布的另外一份重磅文件上，对此问题产生进一步思考。

2025年8月，高层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表示：

“将全力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

这份高规格文件相当于告诉我们：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政策与资源，将继续聚焦于上述区域。

绝非普惠均衡，而是走重点突破模式，与今后的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吻合。

作为我们普通人而言，从文件的字里行间中读出未来几十年的大势所趋至关重要——

第一，文件中点名支持的城市群，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与“发动机”。

尤其像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定位世界级，我们可以理解为深度参与全球竞争。

未来必将继续汇聚顶尖企业、资本、人才与创新资源。

对普通人而言，无论是追求顶尖职业平台、国际化视野还是国内收入天花板——

未来这三大城市群未来仍将是优先选项，相应的资产当然更具长线价值。

作为增长极的成渝经济圈和长江中游城市群，无疑是国家在内陆地区布下的关键棋子，承担着带动中西部发展的重任。

这些区域机会多、潜力大，同时生活成本和安家置业成本相对沿海地区也更为友好。

对于普通人，尤其是临近省份的朋友而言，它们同样能够提供不错的“性价比”和发展空间。

未来随着内陆地区人口加速集聚，位于中西部的这两大都市圈完全有可能迎来新一轮发展期。

第二，强省会战略仍将是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省份的选择。

被点名的城市群就那么几个，这意味着——

对于绝大多数无法进入上述国家级赛道的省份来说，其发展策略大概率仍是“强省会”战略。

这是综合多重现实因素后的最优解。

像众所周知的郑州、合肥、西安、长沙等省会城市近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就是“强省会”战略的明证。

如果省会城市没起来，那等待这些地区的会是什么？

可以参考我们老家，从曾经的六强赛选手掉队到十名开外…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你选择留在本省发展，那么省会城市无疑是你的重点考虑对象。

它集中了全省最好的产业、教育、医疗以及其它公共服务资源。

并且随着未来人口流动进一步演化，省会城市与省内其它县市的分化还会进一步加剧。

第三，普通地级市与县城的未来，极有可能走向分化与特色化共存。

不聊乡愁和情绪，只从理性出发，未来这部分城市若要迎来进一步发展，大概率绕不开两条路线——

一是想办法融入核心城市群的辐射圈，成为国家级赛道产业链上的一环。

二是拥抱特色发展，无论是文旅、特色农业还是优势制造业，做精做深。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文章中提出的“公务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式削减”——

在这些地区将不再是“探索”，而更有可能率先成为“现实需求”。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财政压力、服务人口减少以及精简机构、提升效能的必然性，其实主要和这些城市有关。

作为普通人的你我，最为现实的考量，无非就是从就业机会、资产配置、公共服务这些最硬核的方面找到最优解。

无论是原住建部老领导的文章，还是最高层发布的《意见》，两者都承认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未来的城市化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分化与结构优化。

对于国家而言，资源要配置在效率最高的地方；

对于城市而言，不进则退就是未来的竞争规则；

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或许正面临着另一次做出关键选择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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