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我 19 岁就参军入伍，后来又在政法系统、执法岗位上工作了这么多年，前前后后奉献了三十多年，怎么突然就成了‘罪犯’？” 今年 59 岁的武先生，曾是西宁市的一名公安干警。然而过去十年，一场 “莫须有的案件” 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 —— 他至今没有明确的身份结论，没有完整的社保与医保，唯有一份悬而未决的申请诉求。时间回溯至 2013 年，当时西宁市正在查办一起专案，时任西宁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王某青被纳入调查范围。作为支队里的一名普通民警，武耀祖从未想过，自己会被卷入这场风波。据他回忆，负责专案的工作人员认定他是领导的 “左膀右臂”，在没有任何违法犯罪凭证的情况下，便将他带走并限制了自由。“他们说，之所以对我一个普通公安人员采取措施，目的就是要我揭发领导的问题。” 武先生无奈地表示，自己只是基层干警，根本不掌握所谓的 “违法线索”，可这样的辩解没能为他换来自由。几个月后，相关工作人员见他无法提供 “有用信息”，又转而要求他交代自身存在的问题。那段时间，武耀祖的身心承受着巨大折磨，再加上对年迈父母的牵挂，以及儿子自小丧母的处境，让他几近崩溃。“我当时满脑子都是赶紧出去陪伴父母，所以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只能‘承认’。” 就这样，武耀祖被认定 “受贿” 两笔款项，共计 9 万元，还被 “依法” 认定为 “自首”，法院也据此作出了相应判决。但在武先生眼中，这两笔 “受贿款” 从头到尾都充满疑点。第一笔是 2001 年的 8 万元。他表示，这笔钱根本不是受贿所得，而是当年妻子患上恶性脑瘤，急需前往北京手术，他情急之下向朋友李某借的救命钱。后来，他给了李某市值约 11 万元的虫草来顶替当初的借款金额。更关键的是，认定他 “受贿” 的关键凭证 —— 一份《询问笔录》，存在明显漏洞：笔录上填写的 “询问地点”，在当时已经拆迁多年，根本不可能在那里开展询问并制作笔录。据武先生事后了解，相关人员曾在宁波某宾馆，以要将李某带到青海处理相威胁，逼迫李某在提前制作好的笔录上签了字。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即便抛开事实不谈，单从法律角度来看，2001 年的事情到 2013 年才被追究，早已过去 12 年，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追诉时效，可这一关键问题却被完全忽略。第二笔是 2007 年的 1 万元。
武先生回忆，这笔钱是经支队领导同意后拿到的唯一一笔不涉及任何案件的合理款项。收到后他当即向时任支队长的王某青请示，在获得批准后，他将这笔钱以 20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金额，分发给了队里的其他干警，剩余的钱也用作了大家加班时的餐费，他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为了证明这一情况，他的律师曾找到王某青和同事陈某江，两人都出具了《调查笔录》：王某青证实自己当时同意将这笔钱作为补助发放，陈某江也承认拿到了武先生发放的钱。可这些关键凭证，却没能改变判决结果。自 2013 年至今，武先生始终没有放弃申诉，他跑遍了各级相关单位。一开始，不少工作人员看过他的材料后，都对他表示同情，认为案件存在 “没有犯罪事实和证据” 的问题，可随着时间推移，相关单位的回应从最初的 “推诿” 变成了后来的 “不予受理”。如今，武先生反映诉求的历程已经持续了十年。他仍在默默等待 —— 等待有人能查清那份漏洞百出的《询问笔录》，等待有人能核实那两笔款项的真实去向，等待一个迟到了十年的 “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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