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北大包丽案非首例

请先注意题图的案例，这是2024年5月的最高院指导案例。
大致案情：离婚男有一个未成年子女，后与新女友相识，未婚同居。同居期间中，女友对未成年孩子多次实施家暴。经人民法院审理，该女友虽属于未婚同居人员，但基于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应当被认定为虐待罪的家庭成员。

昨天写完《“北大包丽案”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收到一些留言，还比较有代表性。

比如，有人留言说，一二线城市生活的学者、法官基于自己的经验所认知的家庭成员，与三四五六线城市及农村居民的经验认知是否一致？把别人同自己的经验认知不一致视为错误，本身是不是一种傲慢和无知？

其实，将同居人员视为家庭成员的案例，就是来自留言者所说的“三四五六线城市及农村居民”，已经不止一例了。

被最高院选为指导案例的这个226号，一审法院是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法院。抚顺肯定不能进入一二线城市之列吧。

我写公号，内心会默认读者是法律圈的人。因此，这些基本的法律检索工作，很多时候我会一笔带过。

但现在看，还得我把案例直接放在文章中。

昨天，我也说了，将同居人员认定为家庭成员，并不是北大包丽案的首创。后续有几个人留言，他们没查到。有个哥们还善意提醒我：“金律，你用的是不是AI？现在AI编的假案例还挺多的。”

这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啊。

我只好把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入库编号发给这哥们，说“你去最高院官网查吧”。

当然，留言最多的集中在“如果同居人员被视为家庭成员，那是不是代表又承认事实婚姻了？是不是与《民法典》关于家庭成员的规定不一致？会不会危及婚姻制度？

这样的留言，我个人认为，涉及了逻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真命题的逆命题不一定为真。

赛马是马，但不能逆推出马都是赛马。这就是逻辑学中的“真命题的逆命题不一定为真”——命题为真的，要谨慎逆推。

“男女夫妻关系是一种家庭成员关系”，该命题为真。

但不能逆推出“排除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等情形，家庭成员关系就只剩下夫妻关系，所以如果将同居者视为家庭成员，那么同居者就是夫妻关系。”

逻辑学是不允许这样逆推的。

逻辑学要求方法的一致性

“逻辑”是一门研究推理结构有效性的学科。“逻辑”的工作，是建构一个有效的推理过程，鉴别有效推理与无效推理之间的分别。而所谓“推论结构”，要素有二：一为前提，二为结论。“逻辑”就是从一个前提有效地推导出结论。

例如，张三说人性本善，所以对犯罪人要多教育感化，唤醒其善良的那部分。李四说人性本恶，所以对犯罪人就是要预防和压制其犯罪可能性。

如果张三和李四进行“讨论”，他们二者是无法相互说服的。因为他们的逻辑前提不一致。张三建立逻辑结构的前提是“人性善”，而李四的前题是“人性恶”，二人的基点就不同。

明白了逻辑学的基本要求。

为什么会有人逆推出“排除了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等情形，家庭成员关系就只剩下夫妻关系”？

因为他的逻辑前提是《民法典》。民法典规定家庭成员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因此，他用排除法，认为男女就只有夫妻关系。

但虐待罪的逻辑前提，并不是《民法典》。最高院在2024年就以指导案例的形式，在刑事司法领域已经将同居关系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家庭成员关系。这种独立家庭成员关系，不牵扯家庭成员的财产关系，但关系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安全关系。这就是民法与刑法的区别。

民法的家庭成员认定是围绕财产处置。比如出现遗产纠纷，且没有遗嘱，如何确定法定继承人。

而刑法的家庭成员关系则围绕人身安全保护。虽不是夫妻关系，但稳定同居形成的接近性，让伤害行为更容易发生。而且，这样的接近性也并不只限于男女之间，最高院的226号指导案例，就是基于稳定同居关系形成的家庭成员，且与未成年子女构成家庭成员关系。刑法将同居人员视为家庭成员，与是否形成事实婚姻，毫无关联性，更不涉及婚姻制度。

因此，我们分析法理问题，要先说清楚自己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否则，前提不一致，就是一个无效的逻辑结构。

如何认定稳定的同居关系，是事实认定，而不是法理分析

有留言者担心，如果同居就是家庭成员，那宿舍里的舍友，或者时聚时散的情侣，岂不都是家庭成员？

首先，舍友为什么会被纳入讨论范围，我有点不理解。基于日常生活经验，舍友无论如何不会被认定为同居关系吧。除非是合租房，张三带着孩子在主卧，李四在次卧，李四打了张三的孩子。这种情况属于故意伤害的范畴，可追究李四的行政或刑事责任。与家庭成员并无关联性。

至于时聚时散的情侣。首先，无论是最高院的226号指导案例，还是北大包丽案，人民法院的表述模式都是“稳定的同居关系”。

这同样是一个逻辑结构。最高院的逻辑是“只有稳定的同居关系”，才有可能被认定为家庭成员。

至于时聚时散的同居关系，这本身与“稳定的同居关系”就不是包含关系，被排除在外了。

目前没有任何一份生效的司法文书将“时聚时散的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如果哪位大侠认为我的法律检索做得还不够，找到了将“时聚时散的同居关系”认定为家庭成员关系的案例，请不吝赐教）

于是，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如何区分“时聚时散的同居关系”与“稳定的同居关系”。法律学科中，这不是法理分析问题，而是事实认定的问题。

而且，这也是北大包丽案争议焦点之一。有观点提出，男女二人的同居时间很短，并未形成“稳定的同居关系”。这是对事实的质疑。

最后，张明楷说过一句话：“法律群体最大的特征就是面对任何一个问题都会自然形成不同的派，且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彼此难以说服。”（参：张明楷《刑法学》序言）

我想，这也不是法律群体的独有特征。每个人都可以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对一件事作出强烈的支持或反对。

于是，这就又回到《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做爱了》一文所说的：

发声不在于“说服”谁，而在于筛选。

一个人通过发声来表达自身诉求。发声的过程会发现和遇到志同道合者，于是大家一起做些事。

这就是发声的价值，而且价值非常大，能帮我们筛选出同行者。

当同行者慢慢多起来，特别是把中间派吸引过来（不需要中间派完全支持你，只要不反对，就好），就可以影响公权力乃至社会体系。社会活动或政治活动的本质不是“说服”。支持堕胎的人并没有“说服”反对堕胎的人。政治总是在不断摇摆。当支持堕胎的声音足够大，影响到最高院的法官人选，于是在一段期间内的政策就是支持堕胎的。反之，反对堕胎的声音大了，共和党的人选逐渐进去最高院，那么政策就又会倾向反对堕胎。

这个过程不是大法官之间相互“说服”，而是某一方寻找到了足够多同伴，决定了大法官的人选。解决了人选问题，就解决了支持或反对的问题。

社会政策、司法制度不在于谁真的说服了，而是谁赢了。北欧有越来越多女性成为执耳者，但北欧同样具有众多的极右翼团体。这个现状，不是女性说服了右翼的保守白男，而是在这个时间阶段，这些女性赢了保守白男。

如果你认同226号指导案例和北大包丽案，你可以多发声，维护这种裁判规则；反之，如果你不认同226号指导案例和北大包丽案，同样可以多发声，争取早日改变这个裁判规则。

这就是自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