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很多人觉得，人员臃肿的结构性问题，只会发生在和平年代。因为和平年代没有战争、生存危机等强压力，组织无需通过精简人员维持强大的战斗力，冗余空间越来越大，这一点想必在很多大型企业乃至政府机关都有出现。
但仔细观察历史，在抗日战争年代，我军同样也出现了机关人员臃肿问题，以至于在1941年11 月，党外人士李鼎铭与其他 10 名参议员联名提交《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也就是主张"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应精兵简政以减轻民负，提高效能。
我们很难想象，在高强度的战争背景下，也会出现机构臃肿问题，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达 7.3 万人，财政负担沉重，迫不得已要进行改革。
其实，八路军129师比起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还要早，他们很早就针对人员臃肿问题进行了治理。
百团大战一结束，129师即发现各级统率机关臃肿庞大的问题。那时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尚未开始，机关臃肿给部队转移和反“扫荡”带来的隐忧还不十分突出，但刘伯承从“精兵主义”出发，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总趋势下，部队必须要建立拳头——整个师要有师的大拳头，各旅、团也要分别有自己的拳头，否则就无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29师政委是邓小平担任，由他主导建立129师各部队的拳头。为此，邓政委在1941年初开始，就从各级统率机关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连队。夏季反“扫荡”之前，又再次实行精简整编，从精简中抽出来的机关干部，仅太行、冀南两区就有两千人。
精简后，战斗部队随之得到加强，每个连由原来的平均五十余人，增加到了百余人，并初步改善了部队官多兵少的现象。
但就是这样还远远不够，机关人员还是很多，他们虽然平时口喊军事化，但根本不懂军事，先前也从不参加军事活动，结果本来是统率机关，在“反扫荡”开始以后，机关人员行军时倒成了包袱。
刘伯承元帅对此深有感触：对着机关人员说：“你们呐，就像一背兜玻璃电灯泡，总是让我背起。我呢，对你们碰也不能碰，摔也不能摔，怎能集中全副精力指挥战斗呢？”
于是，邓政委在1941年夏季对129师开展第二期精简。经过两期精简，晋冀鲁豫全区机关内的脱产人员被缩减至不足全区总人数的百分之三。一些不直接指挥军事的部门，比如师宣传队，还被派到黎城、涉县两地界内的大山里去做武装发动工作，直接参与战斗。
我们都知道， "精兵简政" 是在1941年11月才提出来，最后才通令全军实施，而邓政委主持的精简政策更早一点。
可以说，八路军三个师，是129师最早发现人员臃肿问题，并率先解决，这从某种程度，说明邓政委在政治方面的敏锐性，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累精炼机构的经验，为改革开放储蓄了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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