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一、
2018年3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司法部与国务院法制办的职责进行整合，并重新组建了司法部，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至此，司法部再次实现部门“扩权”，其中就包括了行政执法监督。
2024年12月，根据《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关于《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草案）》，司法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若该部门规章制定出台，意味着司法行政系统的执法监督，又迈出了关键且坚实的一步。
二、
基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前提，公民的权利及利益受法律的保护，而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行政权受法律约束。社会秩序的本质是由法律及其规范性文件所构建的模型，社会治理的本质则是政府行政执法对公民违法行为的矫正。
在此过程中，行政执法应当受到监督及保障，公民的权益应当获得救济，而这就是行政执法监督的价值及意义。
三、
目前，除司法行政系统的执法监督之外，政府办的政府督查、纪委监察委的政务监督、检察院的行政检察，对行政执法都具有不同层面的监督职责，但各部门、各机构的着力点又各有侧重。
《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0年）是纪委监察委政务监督的工作依据，其中，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涉及行政执法监督的政务处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2021年）重塑了检察系统四大检察的工作格局，即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目前，行政检察主要是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
《政府督查工作条例》（2020年）是政府办督查室的工作依据，该《条例》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政府督查应当加强与行政执法监督、备案审查监督等的协调衔接”。
四、
对行政权的法治约束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这时所能检索到“法治政府”最早的出处了。法治政府建设首先是由国务院提出，这体现了政府对行政权力自我约束的担当。
然而，行政权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实则使法治政府构建陷入了某种内在困境，具体表现为法治政府建设驱动乏力。
就宪政法治的视角观察，政府是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而同级人大对政府具有监督权。就我个人观点而言，以人大监督为驱动的法治政府建设，这是打破以政府自身构建法治政府乏力的路径之一。
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各级人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2022年11月，云南省人大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就云南省招投标领域隐性壁垒等问题，对云南省发改委领导班子进行质询。在此后三年时间，云南省各级人大系统相继开展了对同级政府的质询工作，而各级人大对政府的质询及询问即是人大监督的表现。
法治政府建设不仅需要行政权的自我约束；同时，还需要同级人大对政府外在的监督驱动。
五、
行政执法监督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法律价值是保障、监督及救济。一方面，它联系着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这体现了行政执法监督对公民权益的救济性，唯有高效、公开、透明的社会秩序，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另一方面，它又必然要接受同级人大的监督质询，唯有通过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对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的监督驱动，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回归受人民群众的工作监督，最终才能形成法理逻辑及理论构建的自洽及闭合。
陈浩 记于知止堂上
202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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