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提到斩杀线大家往往带着猎奇和事不关己的心态，但其实它背后的一个重要成因是法律体系的宽纵。
斩杀线和轻罚化是一体的，当你不确定对面是好人坏人，那全社会的信用门槛就会水涨船高
风险被社会化，个别人的犯错的成本由全社会均摊了（不均衡地）。所有生命都变成了某种赤裸生命。
轻罪化伴随的必然是法律的威慑力下降，犯罪的法律成本下降，相应的，进入到犯罪门槛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在吸食违禁品的问题上可能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使得尝试的诱惑力大增，产生泛罪化的效果。
执法也会变成成本收益判断，随意性会大大上升，社会其他机构由于需要自己进行判断和承担风险，会强化对人群的分类与标记，而不是预设你是清白守法的。
社会会将不断扩大化的轻罪群体匹配到更高风险的类别，进而触发连锁排斥，更难找到体面工作、无法获得体面住房、信贷成本飙升、社会关系断裂等等。
法学经济化倾向的思路转变在欧洲的福柯、美国的桑斯坦、波斯纳等法学家都有明显的体现，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治理思路，不是采取对抗和镇压的姿态，不试图预先防范犯罪和改造罪犯，而是关注结果，控制成本走向了全面的治安化，这方面经过长期实践并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
在国内则是伴随着法学界对重刑主义、家长主义的反思，背后理念也是要从对人以及行为的刑罚转化为对社会后果的技术化、概率化的风险管理。
社会管理是阶级统治的一个特殊形态。在欧美，这种状况的一个背景是工人—产业后备军的结构的后工业化转向。后备军是暂时失业、可再吸纳的工人。到了后工业时代、金融资本时期，这种人口冗余从周期性变成了结构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对这部分人口进行有效的风险隔离。
这部分人口并不等于犯罪记录可封存的群体，但也确实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处于永久性半合法状态的轻罪群体来间接性制造的，信用门槛越来越高，越往下风险越大，滑落的机会越大。
这些匿名的罪犯（包括改过自新自新和跃跃欲试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制造社会的猜疑链和内耗，例如，守法公民在保持共情和反歧视教育的同时，还要增加私人防护，增加实质性的不信任，同时更加小心谨慎地遵守规矩、维护秩序。
统治阶级则是通过这种状况鼓励个体化的生存策略，使社会更加竖切化、原子化，以及可以控制中产和底层的高效有序的流动，保持对于社会生产，社会秩序和利润积累来说有利的可控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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