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馆长拿了：闻钧天捐献书画失踪案已有回音

闻钧天山水画，2024年华中文交所上拍

文/呦呦鹿鸣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一则读者留言。一个悬疑故事。

这位读者的消息，来自2011年8月28日 《楚天都市报》报道《闻一多堂弟闻钧天父子向家乡浠水赠画150幅，30年后流失大半 》，以及9月7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谁“拿”了闻一多亲属捐赠的画》。

虽然报道都强调“闻一多堂弟”，但闻钧天本人是著名画家，他的画作曾经在中日建交时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政府。

结合当时媒体报道，以及后来当事人的叙述。故事要上溯到1981年。

当时，为了“支援家乡文化建设”，年过八旬的闻钧天先生用了半年时间，不分日夜，创作了100幅画，“秋深不知乏，披衣写秋花。”加上之前存下的，一共150幅画作，捐赠给故乡浠水县 。

闻钧天之 子 闻立圣说，这是父亲捐画数量最多的一次。见证捐画的浠水人汪德富后来撰文回忆说， 闻先生的“ 这一行动得到了全国政协、文化部、民革中央以及同行的高度称赞，中央和我省各大报纸、电台均报闻老的初衷。”

当时接受捐赠的是浠水县 文化馆副馆长朱泗滨、书画创作干部郑国寰等三人，然而，第二年，1982年，浠水县文化局一位领导突然找到朱泗滨，称“县里领导要看看这批画”，随后拿走了存放在文化馆的150幅画。

此后，朱泗滨再也没见到这些画。他找了4任文化馆馆长，询问交接情况，但都无法提供交接清单。而且，在浠水县文化馆里，也没找到关于“闻钧天”三字的只言片语。

2011年，朱泗滨已经84岁，他开始实名举报。《楚天都市报》记者陈世昌前去采访，时任浠水县文化馆馆长徐良说，前任馆长只向他移交了63幅画，并称有些画“被领导拿去送人了”。

事件曝光后，浠水县有关负责人表示，该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追回流失赠画”。

随后《中国青年报》记者王晶晶前往浠水县采访。一位浠水县委工作人员说，已经追回50余幅画作；专案组牵头负责人、浠水县纪委监察局的黄常委说，“案件还在调查中，不便对外公开。”

这就是目前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批画的信息。我反复搜索，找不到这一事件的最终结果以及这批画作的现状。

这件事的荒谬在于，从1981年捐赠到2011年曝光，闻钧天的150幅画作在浠水30年，一直沉睡在仓库（63幅）或领导家中，没有任何一位普通浠水人有机会在任何一个公开场合，欣赏到这位画家捐献给家乡的作品。

昨天（2025年12月25日）晚上，湖北浠水县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联系了我，表示看到了文章中的留言，并提供了一份来自文旅局的《情况说明》，接上了后续：

2011年媒体报道后，“工作专班进驻县文化馆，刚被免职的馆长周金林经组织谈话，分两批上交了私藏在家里的闻钧天、闻立圣父子捐赠画作。第一次移交63幅，第二次移交51幅，加上县文化馆馆内保存的1幅，合计115幅。至此，周金林任职期间流失的画作已全部追回。另有24幅，在宋爱明（已去世）等任馆长期间，已按当时市场价处理，用于弥补《红烛》办刊经费不足。此外，县文化馆此前应县博物馆请求，转赠闻立圣画作11幅，由县博物馆收藏，继续保持现状不变。”

这些画作“已被逐一登记、妥善封存、安全保管”。就此，我总结如下：

63（前馆长私藏）+51（前馆长私藏）+1（文化馆保存）+24（前馆长卖了）+11（博物馆收藏）=150。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是：免除了周金林的馆长职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浠水县工作班子向闻钧天之子闻立圣道歉。就此，该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该舆情早在当年已处理妥善完毕”。

这件事终于是有了完整的信息。

浠水县文旅局相关人士表示，需要通过我这里进行澄清：“我们认为，县文化馆收藏的闻钧天、闻立圣父子捐赠画作不属‘文物’范畴，该报道用词定性缺乏准确性，而且该舆情早在当年已处理妥善完毕。”

我能理解他们，但也保留自己的观点。

首先，2011年《楚天都市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时，使用的是“书画”，是准确的。今天，2025年，可能有个别自媒体使用了“文物”这个词，但大多数人（包括呦呦鹿鸣留言区）使用的依然是“书画”。所以，这不是主要问题。尤其，人们真正的关注点，并不是某件东西是文物还是画作（《江南春》既是画作也是文物），而是公共机构不透明、拒绝公开，且里面的东西不知去向。

其次，是不是“当年已处理妥善完毕”呢？从我的角度，必须是向社会公布结果，而且这种结果清晰可查令人信服，才是“已处理妥善完毕”，才是回应了公众关切，也就是说，直到今天，一直搜不到最终信息的我，得到了具体信息，才算是“已处理完毕”。

当然，和昨天陕西省图书馆馆长在看到文章后立即联系刘军山后人并飞赴海南当面道歉一样，浠水县主动提供信息的行为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是社会积极的互动，是进步的表现。

最后，说一个小小的巧合。

2011年8月，《楚天都市报》记者陈世昌报道了闻钧天捐赠画作失踪的消息；2016年9月，《东方早报》记者陈诗悦发表了《收藏家庞莱臣后人与南京博物院纠纷案调查》，这是目前可见关于庞莱臣后人追问捐赠藏品的最早报道，同年，《东方早报》休刊，转型为@澎湃新闻 ，2025年12月17日，澎湃新闻记者李梅发表《南京博物院馆藏明代仇英 <江南春> 为何现身拍卖市场？》，接力了2016年的报道，并引起全国关注。

我说的巧合是，《楚天都市报》和《东方早报》都属于“都市报”。

这类“故事”都通过都市报而不是其他渠道进入大众视野，并不是偶然的。

包括我，通过呦呦鹿鸣首先写了《爱国学者刘军山捐献的2333件碑帖只剩876件？后人发声》，虽然呦呦鹿鸣与都市报已有本质区别，但实际上我也有几年都市报工作经验（2004-2006曾在湖南《潇湘晨报》工作）。

可以说，这都属于都市报的“遗产”。为什么呢？因为曾经火爆一时的都市报，如今大多已经不复往昔，很多甚至都像《东方早报》一样凋谢了。如今，已经是微信时代、短视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已经彻底改变。类似事件，还会有人进行高成本的挖掘、求证吗？会，但恐怕不会那么多了。

之所以是遗产，是因为曾经有一拨人曾经热切地关注我们社会在公共领域的进步。其中，让公共机构走向彻底公开、透明，就是一个“母题”，就我个人理解，是一个根目录问题。这些报道、自媒体文章，就是这个命题下的产物。

一些读者说，最近看南京博物院事件，联想起那一个个监守自盗的个案，感觉心情很糟糕，担忧国宝文物，心疼捐赠人，而自己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很被动，很沮丧，“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以为，诸君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次“江南春”事件能引起全国关注，进而人们开始关注南京博物院等各地文物机构，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机构，关注里面的“国家财产”现状和去向，人们热切地讨论，不断求索，并明确提出应当将藏品通过数字化方式全面彻底公开，上下各方呼应，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而且是走向现代文明的那种进步。

世界从来不会一蹴而就地好起来或者坏下去，没有那样一个时间点，可以让一个地方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或瞬间崩溃，进步从来都是一步一步向前的，前面有漫长的铺垫，后面有繁复的巩固。

就像是，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各地才形成了一批与民众同呼吸、接地气的都市报，才培养了一批嗅觉敏锐、勇于突破的记者和编辑，有了接力式的持续关注，然后才有了那么让人愿意看上几分钟的一批文章，才有公众参与讨论。

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在如今这个短视频占据大多数人注意力的时代，公共的、严肃的、挖掘性议题，会不会依然有足够的机会进入大众视野。当下一个受委屈的“庞莱臣后人”出现时，他是否能找到足够的发声渠道，并与陌生的朋友们共鸣。这是我在《江南春》一案之外的忧心。

旦逢良辰，顺颂时宜。愿朋友们一切都好。

呦呦鹿鸣202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