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斩杀线”作为一个传播事件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特性，“掉san”“克苏鲁”这样的描述频繁出现，将这个现象关联到一种陌生、可怕的生存体验，同时又将这种体验包装进更安全、光明的想象图式中。
面对克苏鲁神话中“不可名状”的未知巨物时的恐惧，对应的是中产阶级滑落的精神状态——稳定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可期的未来瞬间崩塌，被一个完全陌生、难以理解且充满敌意的新现实所吞噬。
合理化的现代社会化身成了某个不可名状的巨大存在。传播者用克苏鲁描述的实际是他们心目中更可怕的东西，是猛地被抛离温情脉脉的家园，赤裸裸地面对一个不再回应其努力、难以描述也无人会听的荒诞世界。
这就是对于阶级滑落的恐惧所滋生的想象，被自己原本熟悉、认同的社会价值与关系网络排除，被期待进入的世界放逐，变成了它眼中的异形，被巨大、陌生、冷漠的恐怖所攫取。
将自己的想象锚定在中产生活的人，他们预期可以遵循一条大致可控的、向上延展的人生轨迹，依托的是由努力回报、职业阶梯与成就累计等规则编织出的世界。更底层的日常经验则是被规则碾压，是无常与暴力，个体的能动性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稀释。
如今，他们通过太平洋对面的强烈反差感发现，斩杀可以是单独的，躺平、反抗注定是无效的，梯子被抽走后可能怎么也爬不上来。
这种坠落可能不是沿着某个阶梯慢慢滑落，而是直接掉下去，跌出熟悉的世界之外，进入决然不同、极度贫瘠的生存状态。于是他们才会幻想被巨大的陌生的恐惧和绝望攫取，才会那么惊讶地将这种断裂体验转译为不可名状的宇宙恐怖。
由于去工业化等原因，美国社会铲除了中产与底层之间的庞大的准中产，这两个层级的生存现实之间可能尤其光滑陡峭。所谓的“体面”生活始终是部分人的特权。
这种克苏鲁在十九世纪末的小说出现过。康拉德的《黑暗之心》里，被文明世界派往丛林的库尔茨上校在权力与原始丛林的诱惑下，发现了自己的黑暗欲望，放弃所有文明准则成为了土著的神明与暴君。
马洛从刚果河逆流而上进入非洲腹地，在旅程中目睹殖民者的虚伪与残酷，逐渐感知到无处不在的黑暗，航行结束后，被精神污染马洛已经无法向留守文明世界的人们讲述那段经历。
卡夫卡的《变形记》里，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一只恶心的甲虫，因为无法工作他的价值立刻被清零，家人对他的态度从依赖到孤立、恐惧、厌弃。他目睹了自己如何被这套无比稳固、亲切的意义系统排挤，被原本的肉身抛弃，被双足生物的关系网络抛弃，切换到一个异己的克苏鲁世界。
这种恐惧不会自然转向阶级意识，而是会转向神秘主义、庸俗现实主义，或者某些被赋予救赎性的符号。
某些从遥远陌生的地方传来的信息可能表明，世界的内核早就是克苏鲁化的，很多人只是生活在外衣包裹的表层，他们知道这里的差异但否认，否认最里面的最真实的、总是表现为最恶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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