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广东，真正的文章高手，我以为就两位：胡文辉与罗韬

当下广东人，文章写得最好的，我以为就是胡文辉与罗韬，再其次才是陈永正、黄天骥乃至眼下风头正劲的吴钩、林卫辉们。至于文章亦颇好的周松芳与刘铮也只是侨居吾粤，严格说来并非广东人。老一辈人中，饶宗颐（潮州）、谈锡永（广州）、黄苗子（中山）、牧惠（新会）自然都当属绝顶高手，文集都无愧准一流水准，可惜都相继下世了，已成古人。吾粤当下，还能接上一点文脉的，我以为就是胡文辉与罗韬。

沚斋是学问好，文字老道，于诗学诗功更是造诣极深，可他老人家毕竟不是专业于文章的，偶尔留下几篇序跋，犹如闲来窗前摆弄一两株花草，不会太当回事，固是能为而不为，可以实绩论尚难称尊。黄天骥享有大名，据说雄文遍布中大校内墙旯旮里，但我从未觉得他文章有多好，甚至以为多数还很浅滑，其诗词更是老干水准，略一翻阅只会觉得这些东西出版何益？至于吴钩林卫辉陈平原他们，更没啥可说的了，无非世俗名气大，都还谈不上文章好不好。大概很多人会捧阳江林贤治为第一，我也不认同。林先生这个人，论及立身出处用舍行藏，敝意可以很尊重，很有点“道德文章”的样子，但他的文章，我觉得格调并不高，文字不免矫情，文风太过刻露，意旨也不深刻，差不多就是一味地抒情，倒像是余秋雨那种“文化大散文”的变体，本质上与梁衡祝勇们是一个路子的，无非他们用这种文风写苏轼瞿秋白，他则用之于写鲁迅巴金。至多，他只是当代这一文派的高明者。

坦率说，这类文章，比较适合中学生读。他的那篇“胡风集团案”，我上中学时看到，迷得不要不要的，熟读到近乎成诵，可如今再找来看，一身鸡皮疙瘩了。想以前王元化批评毛尖老公王为松，说某某散文名家，不要单看他表面字句用的华丽，就觉得这种文章好，黄裳那种一字一句都很平常，但就是有味道的，才是真的好。我的观感大抵也是如此。我以为的好文章，就是要在通达平和中或见文采、或见学识，或见性情，或见深意，才是真的好。总之，要态度诚实，能让人读出点“味道”来。反之，空洞、浮夸、精致、做作，都是最糟糕的文章，尤其是爱动不动煽情的。今之好些“散文家”，翻到后不堪卒读，就是错把后面这些槽点当“蕴藉”理解，越用巧越难看，掀风鼓浪，浮词满纸，造作可厌。当年，徐梵澄教扬之水写文章，说文字达到极致之时，是连气势都不应该有的，当一切“有意”皆化为“无意”，然后淡而至于“味”，此老真是说到点上了。

以此准则看胡文辉与罗韬的文章，我以为固然无法比肩选堂诸前辈，可仍不失为“第二流之高者”，在如今的岭南，更是“抗手无时辈”。他们文章的好，我以为在于文风独特，个性显然，同时可征文采、见地、性情以及深意，那种“神解精识”的领悟往往屡见，最难得在有一股“嶔崎不宾之士”“自寄其幽忧之怀”的精神气息，这在当今文坛都是很少见的，是实打实的高手，所谓“文字雅驯”倒是很其次的。胡文辉的古早“逸闻”自不消说，据说罗韬之耿介，更到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地步，曾有“著名书画篆刻家”某公，亦乃罗韬莫逆之交，可当某日罗韬在报章上看到此公“曲学阿世之作后”，居然即刻致电与之割席断交，俨然留着过夜都难忍，其“嶔崎不宾”之态乃至如此。至于再具体说起来，就更有意思，即这两位不仅文章格调趋同，似乎身世经历也高度相似到犹如粘贴复制，宜乎能趣味相投，称兄道弟，每出书都要相互题序作跋。要我看，按传统定位，他们都大抵属于过去所谓“通人”，在今日学林文苑都已经无法归类，但这是他们文章的共同根底。也正因为文史之业的“通人”快要灭绝了，他们的文章才愈显特色，已非林贤治这些时之名流可以追步的。

胡文辉与罗韬这两位，都是学院外的“野翰林”那一挂，在作协不是会员，在大学也无处容身，还都是“低学历”者，大半生经历还颇坎坷，玩得好一个“龙潜豹隐”。他们都是广州人，年纪也相仿，胡文辉是大学肄业，最终拿到的最高文凭应该是高中毕业证，而罗韬则更寒碜些，就连大学都没上过，据说当年高考数学只考了2.5分，为了谋生当了6年针灸医生，后来是从印刷工人“转岗”到《羊城晚报》“初级编辑”，才至此从文。他们的职业，也都相同，都是所谓“媒体人”，或许也称得上是同事，都供职于广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两人的性格都是桀傲不驯的畸士一流：胡文辉是中山大学中文系肄业，那是他为了心中的正义观弃文凭如敝履，形同古人“挂冠而去”；罗韬是日后有机会直接考研究生了，也懒得一试，觉得没意思。想当代另一位文章高手的前辈黄永年，年轻那会也是不想读大学，以为“大学有些东西不见得高明”，后来低学历找不到工作，才不得已委曲求全念了几年“野鸡大学”（复旦）。这类人，都很自信自负，同时又能独行拔俗，这种人格气质也日渐深透为一种文风。他们瞧不大上学院派，但又都用功深细，写过很严谨且有着很高声誉的学术专著，胡文辉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与《陈寅恪诗笺释》，罗韬则有《移花就镜：二十四品诗书画印通释》，勘其心志隐情，或许也可理解为一种“争气”，潜意识要与“长江”“博导”“一级教授”们一较短长，乃至激而为一种自我证明方式。不然栖身报界，费尽心思写高头讲章的学术书，又有何用呢？就像当年章实斋，本来潜心跟着朱笥河搞主流考据之学的，结果一见戴东原的义理学问，“惭惕寒心”之下，争胜之心也顿起，从此卯着劲非要写一部《文史通义》来了。

胡文辉与罗韬，有其同自有其异。相对而言，胡文辉文章写得多，近乎“著作等身”，但好立议论，又多是摇笔即成的急就章，好似整天急着挣稿费，毋庸讳言不少文章就是有内容，但不够耐读。罗韬则下笔矜慎，文集至今不过薄薄一本《半半集》，但可说篇篇俱佳，用周松芳的说法是，“其陈义之高，意蕴之深，辞采之警，皆他日编《今文观止》所不可或缺之篇”——沚斋徐晋如师徒编那本《百年文言》收录了一堆老妪裹脚布偏不见罗韬身影，确实是很奇怪的。以两人各自擅场来说，胡文辉激昂，专务涉猎，长于参稽考索、觅珍寻异乃至钩沉辑逸，为文雅不愿剿袭腐旧成说，往往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窥时辈所未到之处，但时有卤莽之弊，近年勤作的旧体诗更是蹈在“诗岂必工句不嫌苟”的“胡钉铰”层次；罗韬沉潜，贵在博雅，为学又重识大体，端的一个精思深求纸上开河，故有所论必直探前贤立言宗旨及其学问隐衷，如其近作长文《钱锺书之“经史皆集”》，无疑是显豁标楬的大块文章，说透了钱默存的一生心事与钱氏之学精髓，那份睿识与功力显非夏中义辈可以望见，其生平绝诣亦在此。惟其短处，或不免于炫才，所以其文特尚骈俪，弥天盖地四六三五，可一旦有心要古雅峭拔，则难免于凝涩晦昧，事所谓“繁华损枝膏腴害骨”，个别辞句亦有“故作摇曳”之嫌。说到底，两人都脱不了文人习气。

我以为，从广义的为学路数来讲，胡文辉与罗韬之别，依然是传统的考据派与义理派的分野，只是若隐若现，更非对立。而从作文旨趣来说，则一个近“文苑”，所以风流蕴藉，弊在“多著才语，又近昌狂”，是为“才子之文”；另一个近“儒林”，是故属事遣词一派典博质实气象，但往往又炫博过头伤其文趣，当归入“学者之文”。若说“人如其文”，这分明又是古人所谓“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的证明了。二人之文，倘要一句话道破根本缺陷，胡文辉失之于“率”，罗韬则不足在“矜”，敝以为这是二公至今无法晋而为“一流”的最大榛碍所在。但不管怎么说，在眼下这个真正的文林荒芜时代，他们也足以“于无佛处称尊”了。别说在区区吾粤了，即便放在当今整个中国文坛，可还有几位可堪抗衡？

2026.1.21晚，呵手敲于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