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以来，宋朝是绵延时间较长的朝代，但它的疆域，和汉、唐、明、清相比，却是最小的。如何看待宋朝的历史地位，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陈寅恪对其给予最高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则斥之为“积贫积弱”。陈、钱两位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到底哪一种看法正确呢?笔者来谈谈个人的一点认识，供读者参考。

一、“积贫积弱”说质疑

扣在宋朝头上最大的帽子是“积贫积弱”，由于钱穆《国史大纲》以及《中国史纲要》等著名教科书的传播，这几乎成了人们的定识。不仅历史界如此，其他各界均受其影响，如文学界、哲学界等，他们在研究宋代的文学家、哲学家时，需要了解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往往要借用历史界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分析一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宋代的实际情况。

钱穆是怎么得出“积贫积弱”这个结论来的呢?他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中说：“与秦、汉、隋、唐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的富强”，而宋的统一“却始终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这就是说，秦、汉、隋、唐是富强的典型，宋则是贫弱的典型。

下面首先分析一下其“积贫”之说。

宋的“积贫”表现在哪里?钱穆在“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中说：“宋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的不可支持。”具体表现是兵和官越养越多，财政支出越来越大，政府只好用增加税收来解决，宋代的税收比唐代增加了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及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这看起来似乎能自圆其说，但如果稍微仔细考察一下，则完全没有道理。宋代的税收确实比唐代增加了许多，但这怎么能证明宋代一定比唐贫呢?要想说宋比唐贫，必须首先证明宋代的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商业)不如唐，或只跟唐相当，税收不适当地超过了经济的增长，才会出现贫的局面，如果宋代经济远高于唐，税收相应高于唐，那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现在国家财政收入比宋代不知多出多少倍，按钱氏的逻辑，岂不是贫到极点了?!

关于宋代的经济发展状况，简言之，远比唐代发达。它的疆域虽比唐小，但它的开垦土地面积高于唐，唐代485多万顷，宋代511多万顷(一说唐337万顷，宋472万顷)。单位面积产量也高于唐。唐代富饶的关中地区亩产稻谷二石，而宋代许多地区亩产米已达到二至三石。北宋中期明州(今宁波)，由于有广德湖灌溉之利，“鄞县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硕”，开创了古代亩产的新纪录。唐代最盛时，每年运往首都粮食300万石，而宋代两淮、江南、两浙六路每年运往汴京粮食多达600万石。

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外国学者统计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

商业的繁荣更是唐代难以望其项背的，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的开设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货币的流通量飞速增加，宋朝为适应这一需要大量铸造铜币，宋神宗时每年铸造500多万贯，而唐代每年才生产几万贯，最多时玄宗一年才32万7千贯，宋神宗时两年的铸币量超过唐代三百年的总量，两者差距之大，何止几十倍。税收量只比唐代多几倍，怎么就能贫了?事实上，宋朝政府财力相当富裕，于正常开销外，还能拨出大量经费救助弱势群体，在全国各县设立安济坊，收养贫病之人，仅开封的安济坊三年中就治愈了上千人。又设居养院收养鳏寡孤独，对妇女儿童，还雇女使及乳母进行服侍，甚至达到“贫者乐而富者扰”的地步。另外，还设漏泽园，安葬无主尸骨。这一切，在号称富强的汉、唐做不到的，宋代都做了，而且坚持到宋亡。这样的王朝能称之为“积贫”吗?

近几十年来，宋史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宋代经济处于高度发展时期，达到空前繁荣的地步，这大体上已成为共识，本来足以推倒“积贫”的陈说，大概多碍以“积贫积弱”已经成为固定的词组，谁也不愿正视两者的矛盾，于是出现对立两说共存的奇怪局面。

至于“积弱”问题，从军事角度说，以宋和辽相比，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稍弱一些，所以和议签订后，双方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局面。宋和金相比，也略弱一些。和西夏相比，则稍强一些。与蒙古国相比，就弱得多，但应该看到，蒙古国是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强国，它灭亡一国，往往只需要几年甚至几个月时间。唯独南宋却与之抗争了几十年。从国际范围看，宋虽然不是超级大国，也算是一流强国了，用“弱”、特别是“积弱”来概括它合适吗?凡不是超级大国，它就是弱国，这样来观察问题，合理吗?而中晚唐时期，论时间和北宋差不多长，论军事实力，比北宋还要差，首都几度被攻陷，也要奉送岁币，甚至加上不等价交换的和市，怎么就不称它“积贫积弱”呢?晋和宋最为相似，都城被占，皇帝被俘，为什么不称晋为“积贫积弱”的王朝?为什么不用同一尺寸衡量?

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官学、书院遍布全国，学术文化得到高度发展，可以说是继战国之后，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涌现出许多哲学学派，开拓了许多新的学术领域，从综合国力角度考虑，宋王朝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二、南宋“小朝廷”说质疑

对宋朝的历史不仅存在误解，更有许多偏见，对南宋尤其严重。南宋的疆域比北宋小了许多，但存在时间也有150多年，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继续发展，呈现一派繁荣、辉煌的景象，单就已经出版的《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来看，南宋的数量远远高于北宋，大致要高出一倍以上，可见南宋在文化上的贡献是非常高的。但许多论著一提起南宋初年的政权，就蔑称它为“小朝廷”，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它管辖的疆土小了?可是，谁也没有因为东汉的疆土比西汉小，就称它为“小朝廷”!也没有因为东晋的疆土比西晋小，而称它为“小朝廷”!是因为它推行的政策太屈辱了?清朝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其比的，但是谁称它为小朝廷呢?

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签订和议，从主流方面说，应该是肯定的，金方放弃了消灭南宋政权的目标，承认其政权的合法存在，对宋而言，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兴的局面正式确立。双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然而偏偏有一种“左”的观点，给高宗为代表的南宋政权扣一顶投降卖国的大帽子，和议等于投降，这是很奇特的思维。高宗如果想投降，就不必宣布即位，也不必因躲避金兵的抓捕而南逃，更不必费尽力气，花费十几年时间去支持和组织抗金活动。如果认定和议就是投降，就必须论定南宋政权没有主权，是与伪齐一样的傀儡，金方想立就立想废就废的。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稍微客观一点看问题，就不一样了。譬如，把它和同类型的南明政权作比较，它们的前身统治的疆域大体相当，面对的敌人是同一个来自东北的民族(女真和源自女真的满族)，但是，南明政权很快灰飞烟灭，而南宋政权却持续了一百几十年。这就意味着南明中兴没有成功，而南宋中兴成功了，这不是很明白的事吗?为什么只说卖国，讳言中兴呢!

把南宋视为“小朝廷”，看似小问题，却成大障碍，看不起南宋，自然研究南宋人少了，至今，我们能看到的南宋论著数量只相当于北宋的五分之一。许多优秀的遗产不能批判地继承，怎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呢?好在杭州市社科院已成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组织全国专家编写南宋研究丛书，最近推出的25本大作，足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南宋的历史地位。

三、重评宋代的历史地位

对两宋历史为什么有这么多误解和偏见?第一，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经常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这都是中国军力不如外国造成的，因此很自然地习惯于单从军事角度品评好坏、高低。在心理状况备受压抑时，自然就向往汉、唐，想起当时称雄天下，四方皆来朝贡的场面，何等气魄，令人振奋!于是，蔑视打不过辽、金、元的宋朝，蔑视其不能横扫外敌而签订和议。因此，一旦有人指责宋“积贫积弱”、蔑称其“小朝廷”，指责其投降卖国，借此发泄对政府举措的不满，便很容易被民众接受而广泛流传。第二，简单的类比。日本原来弱小，推行明治维新改革以后实现了强大，并开始侵略周边国家，在它的刺激下，中国也曾实行戊戌变法，可惜完全失败。以此反观历史，凡变法必定是国家存在种种危机的产物，尽管宋还处于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期，而晚清已走向王朝最后覆灭的前夜，两者截然不同，却用同一模式套。于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被无限拔高，变法背景，被无限夸张，甚至说存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然而这样的结果，往往出现无法解释的新问题，既然如此危机四伏，那么变法一旦失败，社会就会崩溃了，然而实际情况则相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中止后，却接连出现庆历之治、嘉祐之治的黄金局面。第三，过去研究汉唐的学者多，而研究宋的学者少，成果也少，对宋代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

当我们摈弃了误解和偏见，宋代真实的历史地位就可以显露出来了。

它的政治体制是中国古代最为民主的，实行的是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以法治国。在这一制度下，皇帝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不能随便独行其是，必须依法办事，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大计。宰相也不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台谏官的监察权很大，他们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监察皇帝和宰相。在这样的体制下，不易产生重大的决策错误，贪污腐败容易得到及时的处理，不致失控。

它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历史上最好的，胜过汉、唐。无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相当发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的疆域比汉、唐小，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不通了，这是常被世人诟病的，其实丝绸之路的作用不应过分夸大，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发达是通过陆路贸易实现的，相反，先后兴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英、法、日、美等国，莫不是通过海洋贸易实现的，而宋代正好在海洋贸易方面超越了汉、唐，达到了空前的最高水平，最近发现的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便是最佳例证，指南针就是在实际需要中被发明的。海洋贸易的发达几乎使宋代铜钱成了周边国家的通用货币，亚、非各国不断出土大量宋钱，即是明证。

它的科学技术成就是最为辉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在宋代发明，或主要在宋代大量实行，任何发明只有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它的思想是最活跃的，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哲学上已是万马齐喑，只是到了宋代才重新活跃起来，富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宋学兴起，知识精英们敢于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敢于独树一帜、自成一派、传授弟子。新学、洛学、关学、蜀学、心学、涑水学派、永嘉学派等纷纷出现，这样的盛况在秦、汉以后，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宽阔的胸怀、伟大的志向、崇高的气节，传颂千年而不朽，永为后人之楷模。

它的教育是很成功的，除官学外，更有大量的书院出现，这是知识分子传播自己学说、培养知识精英的场所，为元、明、清所继承。宋代知识普及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启蒙读物的大量编纂、印刷、出版，唐代的蒙求书至宋代只有一种在流传，宋代则推出了许多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启蒙书，出名的有《三字经》、《百家姓》等，有普及儒家经典的，如《经传蒙求》、《易学启蒙》、《论语训蒙口义》，有普及历史知识的，如《两汉蒙求》、《南北史蒙求》、《十七史蒙求》、《通鉴韵语》等，有专供女性阅读的，如《训女蒙求》等。编写者颇有一些是大学问家，如朱熹、胡宏等，其水平比唐代高出许多。

它的科举制度是最先进的，唐代科举录取人数太少，每科不过20人上下，不能改变整个官僚结构，又有行卷之风，不糊名，很难做到公平竞争。宋代录取人数大增，三年一科，每科取好几百人，糊名，不论出身贫富，公平竞争。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出身都相当贫寒，通过个人努力，考中进士，并进入领导层。可以说，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是从中国学去的。

宋人的知识结构合理，唐人在诗歌创作上成绩辉煌，但知识面并不宽，唐代的笔记多是历史或故事，很少涉及其他学科的。宋人的知识面非常开阔，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经学、史学、医学、算卦、佛经、道书，无所不读，像沈括的《梦溪笔谈》，在其他朝代是见不到的，在宋代涉及多学科的笔记多得是。像欧阳修不仅文学、史学成就甚高，经学、金石学等成绩卓越，还创造了“诗话”这种新型的体裁。就这样一位很有学问的精英，当他向比他年轻十几岁的刘敞请教问题时，刘敞当下就回答了，并笑话他：“好个欧九(欧阳修排行老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这就逼着人们勤奋读书，钱惟演“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欧阳修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

通过以上简略的勾勒，已足以看出，宋代的文化把中国古代文化推向了最高峰，在当时世界史上，它无可置疑地居于领先地位，这是极了不起的成就，是对民族、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在世界军事史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强地位，当一个强大的民族，走向衰弱，被别的兵力更强的民族征服时，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会在文化上发生新的较量，其结果往往是文化低的民族被文化高的民族同化。匈奴强盛过几百年，但它在兵力衰落之后，在文化上也无力与水平更高者相抗衡，其民族随之消失了，成了历史的名词，其后的突厥、契丹都是如此。汉族的王朝在宋后中断过很长时间，但汉文化没有中断，几千年文献记载也没有中断，这在世界史上是唯一的，汉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动摇。这一切，宋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宋王朝的巨大贡献，还它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节选自《求是学刊》，2009年第5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