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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令人悲哀的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不是因为其邪恶而陷入今日困境的，哈梅内伊也不是因为作恶被击杀的: 长期以来的无能治理、残暴镇压和对外扩张并未招致如此猛烈的打击。德黑兰遭受今日之重创恰恰是因为其在对外输出影响力时，客观上做了一点善事，帮助了巴勒斯坦人民。尽管其并不敢也无力与以色列决一死战，还是触怒了锡安主义者，并成为内塔尼亚胡延续其统治的牺牲品。
或许，福柯在伊朗革命上的判断不完全是错误的: 霍梅尼是一个凶残的恶棍，伊斯兰共和国罪行累累，但“政治灵性”也是确实存在的，伊朗的海外事业中多少有着精神的、道义的考量。让伊朗人民为之付出代价是不公平的:没有任何人应当被视为某种“伟大事业”的柴薪而被燃烧掉。但悲哀的是，在可能来临的后神权时代，即使伊朗没有被美国傀儡化，也很难指望满目疮痍、自顾不暇的新政权——如果还有一个统一政权——再去对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秩序、援助巴勒斯坦人。无论其动机如何，这在客观上仍是一大损失。缺少物质基础的、沦为暴政工具的“政治灵性”抵达了它的尽头，可我们依然没有开辟出超越之路。
（以上仅代表郑海藏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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