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 | 吕思勉：整理旧籍之方法

《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将前之旧书，用一种新方法整理之，此乃近来新发生之一种需求。此种需求所由发生之故，因吾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必有其对象。此种对象，属于自然界者，则为自然现象，属于社会界者，则为社会现象。书籍之所记载，亦宇宙间之一种现象也，与吾人所目击身受之事物同。从前读书者，多以书为特殊之物，与其他事物视为两事，故其所读之书，全不能活用，而研究之方法，亦鲜正确之根据。近人渐知书之所载，亦属宇宙间之现象，其为吾人研究学问之对象，与吾人目击身验之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无异。是即近人研究旧籍之观念，与昔人不同之点。

事物之本体，非吾人之所得知。所知者其现象而已，宇宙间之现象亦无限，吾人取其一部分而作为研究对象者，其动机有二:一属于利用，一属于求知。于此两者，必有其一，乃得感觉研究之兴趣。惟同一现象，有古人视为有研究之必要，而今人对之毫不感其兴味者，亦有今人视为有研究之必要，而古人视为无足措意者。此即由于各时代利害关系之不同，因而其所致疑而求解决之问题亦不同。譬如天花，昔人极重视之，以为危人之生命者，莫此病若也。而自发明接种牛痘以来，一般人视之遂不若古人之郑重。医家研究此病之治法，亦当然不及古人之热心。又如地理之学，从前多偏政治军事方面，故其研究多取材于历史，而其取材又多偏重战事。但近来此学之目的及范围，亦与前此大不相同矣。《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今昔不同之点，即由于研究之目的不同。是以同一旧籍，有昔人视之毫无疑意者，而今人每多疑问发生，于此若仍用古人研究之方法，必不能合于现在之需要，至易见也。此研究古籍不能与昔人取同一手段之理由，而亦即旧籍欲用新法整理之一种理由也。此种理由多为吾人所深悉，不待多赘，兹就整理旧籍之具体方法略言之。在研究此具体方法之前，又不能不研求吾人所欲整理之物(即所谓旧籍)之性质。《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旧籍之分经史子集，始于魏而成于唐，自此以来未之有改。此种分法之由来，盖中国在太古时代无所谓书，文化渐进，乃有所谓学问，乃有所谓书籍。最初之书有两种，其以记载为主者，(记载当时之宇宙现象)即所谓“史”。就宇宙之种种现象，加以研求，发明种种公理，自成一家之学，则“经”与“子”是也。经、子本同一之物。但自汉之后，崇尚儒家之学，遂由诸子中提出儒家之书，与诸子之书别而称之日“经”。古人之研究学问，多墨守一家，纯一不杂，故其所著之书，可就其学术之派别分类，如刘歆之《七略》是也。后世则研究渐广，所著之书，取材之方面亦多。同一书也，视为记载现象之史一类固可，视为研求现象发明公理之经、子一类，亦未尝不可，而就其学术派别言，则亦多兼综各家。同一书也，视为儒家可，视为兵家道家等等亦未尝不可。此等书于经、史、子三种之中，无类可归，乃不得不别立为一种而称之曰“集”。此犹现在编新书之目录，政治可云政治，法律可云法律，至非研究一种学术之杂志，则无类可归。编旧书目录者，经可日经，史可日史，而兼包四部之丛书，则不得不别立丛部云尔。此种方法，实应于事实上之必要，故自唐迄今莫之能易也。吾人欲论整理旧书之方法，亦当就此四者分论之。《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经、子之价值相等。近今有一部分人过于轻视孔子，吾人固不必附和，但亦不必如昔人之重视过甚，但从研究之角度来说，则经子仍不能相提并论。先从经入手，较之先从子入手，易难实大相悬殊。此由汉代以后，儒家之学孤行，传书既较他家为多，而治儒家之书者，亦远较治他家之书者为多。既有注，又有疏，又有发挥考订之书，自此入手，实远较治诸子之书为易。儒家之学，原非能与诸子之学绝对相异(天下本无绝对相异之学问)，其中一部分思想，本彼此相同，至于训话名物则其相同尤不俟论。故既能通经，即治诸子之学，亦方便不少。

治经之法，由汉至唐，大略相同，即皆尊信前人传注。宋以后则不然，好出己意，以推论前人之是非，此种见解亦甚是，但亦有坏处，即太偏于主观是也。学术在于求真。今既欲求治古书，即宜得古书之真相。汉人去古近，其所说易得古人之真相，而宋人则较难。故言治经，宋人之说，不能径以之为根据，但亦可为参考之资料。自汉至唐之经学，细别之又可分为“传注时代”与“义疏时代”。义疏时代之人所攻究，即为传注时代之人之传注。而传注时代又可分为三期。《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一)为西汉时代之经学(即清代所称之“今文学”)。

(二)起于西汉末叶至东汉末而大盛(即清代所称之“古文学”)。

(三)魏晋以后。古文学另行分出一派(此派本即东汉时之古文学，但其立说好与东汉末负盛名之人反对，且好造伪书，清代所攻击之“伪古文尚书”，可为此派代表作)。《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以上三派，果以何者之价值为最大乎?此可由几方面观察之。

若以研究孔子之学问为目的，因今文学之价值最大，以其为孔子嫡派故也。但其所言，亦多讹误阙脱之处，吾人不能不加以辨别。若以研究古代社会情形，或古代天然界情形为目的，则今文学、古文学价值不甚相远。今文学所言皆孔门相传之口说。古文学之书，以鄙人观之，实出于伪造，但其材料则不尽伪。譬之《左传》，以之为《春秋》之传则伪，以之为古史则真。且今文学以鄙人之见，实亦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并非古代之信史。古代之信史宁多存于古文学中，以其所据者，多有未经孔门托古改削之书也。此理甚长当别论。《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故由古文学研究古史，其价值甚大。但其伪造之部分，则更不及今文学家之书之可信。今文学虽亦托古改制，但其非托古改制处，则自然真实。即有误谬之处，亦出于无意之传讹，非如古文学之有意伪造。凡无意之传讹，恒有其线索可寻，加以改正较为容易。若两者之说，皆无确据，而皆出于想像时，则今文学亦较古文学为优，以今文学在古文学之前故也。譬之吾人于祖先之事实知之不完全，而藉想像以补足之，则祖若父之所想像者，必较吾人之所想像为确。不过其程度之相差，尚不甚远。至魏晋人所造之伪书，如《伪古文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则其价值又小，取之不可不极矜慎已。《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吾人今欲治经，必于此三派之书，能分别明了，乃不致发生错误。魏晋人所造之书，必于汉人之说有合者，乃可取之。汉人之书，则必分别其为今文抑为古文，然后可著手整理。《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此法在应用上，实有甚大之效果。凡一史实，无论如何纷然淆乱，苟于今古文之派别知之甚真，殆无不可整理之使成为两组者。故用此法对于复杂之问题，在研究上恒较易得条理系统。研究古史必由经学中裁取材料，而材料之整理甚难，以上所述，在鄙人实自信为一种良好之工具也。

今古文学之书今皆不全。今文学最早最纯者，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述，则有八家。至东汉乃分为十四博士。

如下图:

此十四博上虽已非纯粹之今文家，但相去尚不甚远也。至东汉末古文学大盛，古文学之异于今文者如下:

此时治古文学为一时之趋向(今文虽立于学官，名家者极少)，大家辈出，郑玄其尤著者也，玄生平注书甚多。除经学外，尚有关于法律等书。经注除《左传》未成外，余皆完备(《左传》服虔成之，亦与郑无大出入)，不愧为当时泰斗，古文学至此已臻于极盛时代，盛极必反，王肃之一派遂起而代之。王肃者，晋武帝之外祖，于经学亦兼通今古文(郑、王皆兼通今古，不守家法，但皆侧重于古)。但其攻郑氏之手段，则极为卑劣。肃欲攻郑说，乃先伪造古籍以为根据。如《孔安国尚书传》、《论语注》、《孝经注》、《孔子学语》、《孔丛子》诸书，皆肃所伪托，以为托孔子后裔记述之言易于取信，以证明己说，古文学至此乃有真有伪矣。然魏晋时本为哲学运动时代，人皆厌弃东汉古学之烦碎，遂成一种谈玄之风，浸以施之于说经，与郑、王之学乃回不相同。何则?郑、王之所本虽异，而其治经之方法则不甚相反，至空谈说经之徒，则根本丕变。魏晋以后，历南北朝以至于有唐，古文学与魏晋空谈说经之书并行，今文学已无人过问。唐时之《十三经注疏》，除《孝经》为玄宗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所注参半，其中独《公羊传》为何休注，属今文学，余皆古文学也。《十三经注疏》本为官修之书，抄袭前代之旧，甚至大隋字样亦未改正，其不纯固不待言。但材料之存，仍以此为大宗，仍不可不细读。《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读经必先求得一门径。最简单之法，即将《王制》(今文学之结品)、《周礼》《(古文学)、《白虎通义》陈立疏证(十之九为今文学)、《五经异义》陈寿棋疏证(此为今古文对照之书，其异同重要之点，皆具此书中，故极有读之之必要)四书阅之，以为第一步功夫。再进，则十三经在清时除《左传》、《礼记》外，皆有新疏。凡古书之不易解者，一经清人疏证，皆可明晓，此实清儒不可没之功。清代汉学家最重归纳之法，所列证据，务求完备。吾人苟循其所列之证据而求之，可得许多整理旧书之方法。清儒著述甚多，一时不能详述。最近北京新学会出版之《改造杂志》，有梁启超之《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三卷三号至五号中)，述此最为详尽，极可参照。

以上为关于“经”者。《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古子与经本互相出入，但从事研究不若经之容易，因注释疏证者远不若经之多也。又四部之中，惟子包括最广，各种专门之学皆隶焉。研究之法，若专研究一科之学者，即宜专择此类之书读之。其要在先有现在科学上之智识，则以之读古书，亦自然易于了解(如究心农业者，则专读农家之书;究心军事者，则专读兵家之书是也)。《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更就其普通者言之，则当用一种区别时代之方法。即将子书区分为三大时期:《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一)周秦诸子时代;

(二)汉魏六朝时代;

(三)唐代。

在以上三时代中，(一)之价值极大，(二)之价值次之，(三)之价值又次之。但在(一)之中，有一书全部为伪者，亦有一部分为伪者，不可不注意。在(一)之中其价值最大者;当为下列各书:《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一)《老子》全真

(二)《庄子》半真半伪

(三)《墨子》真多伪少

(四)《管子》 有真有伪

(五)《韩非子》 大部分真

(六)《荀子》半真半伪

(七)《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为古之杂家，包含甚广

(八)《淮南子》 此书虽为汉人所著，但多先秦成说，故列入。诸子能得清儒疏证本最佳，如孙诒让《墨子闲》、王先谦《荀子集解》是;次则校本，如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是。

宋以后学术思想大变。子部之书，当以理学为正宗。此外学者之思想，多为片段的发表，编入各家专集内，如唐以前编为一“子”之风衰矣。

研究理学，从前学者所用之法，亦颇可取，即先观各种学案，于各人传记，知其大略，于其学说，稍得要领后，再深求之于专著。盖关于理学之著作，说理既深，又多为东鳞西爪，骤阅之每不易得其条理系统，又一人学术思想之来源与背景，皆不易明了，故以先阅学案为便。欲知一人学术之真相，学案之价值自然不及专著，但著学案者，多于理学极有研究，所裁取者皆其重要部分，较之阅各家专著，在初学，转较易得其扼要所在也。《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以上为关于“子”者。《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集类之书，至唐而多，宋以后其关系乃大。唐以前集部之书多为文章，以其时有学术思想者发表思想时，尚多书为子书也。宋以后此风益衰，发表学术思想之作，多入之于集，集类之书，自此而多，其价值亦因此而大。集之为言杂也，欲於此中求得一提纲契领之法，以判别其书入于何种何类极难。简便之方法，惟有先考其人，长于何种学问，然后求其书而读之而已。长于某种学问者，原未必集中之文，皆谈此种学问，然究以关于此类学问者为多，且较重要也。

以上为关于“集”者。《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史之研究方法，苟详细言之，极繁，兹略述之。中国从前之史，就其性质言之，可分为两种。《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一)已编纂为史者，如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政书是也。

(二)史材。即仅保存史料，而未用某种方法加以编纂者。

所谓已编纂为史者，即具有目的与一种方法，以此为条理系统而排列其材料者也。反之，则作为史材观可也。关于前者，正史之体最为完全，足以概括编年、纪事本末、政书等，但就研究上言，则因其事实多分散于表志纪传中，欲知一事实之原委，极不容易，故于此入手不便，不如先就他种之书求之。吾以为第一步，先将《资流通鉴》、清毕沅《续通鉴》，《明纪》或《明通鉴》阅之，次乃将马贵与之《文献通考》，择要浏览。此数种以二三年之功夫，即可浏览一通，于研究史学之根柢已具(研究史学至少亦须阅过此数种书籍)。然后进而求之正史，乃觉较有把握。谓正史之体较为完全者，不过指其体例言，在事实上，二十四史原多不完全处，且有讹误，故亦必借他书补充考正。

于此有一言者，学术之趋势，本由混而趋于析。从前之人，将宇宙间各种现象，皆罗而列之一书，而称之为史，此本学术幼稚时代之现象，自今以后，宜从事于分析。如食货志可析出为经济学史，天文、律历亦宜各归专家研究是也。要而言之，今后学术之分类(一种学术之范围及内容)，皆当大异于前。吾侪之于旧书，不过取其材料而已，此其所以当用新方法整理也。从前研究史学之人，有以前此之史为不完全，思网罗群籍，更编为一完全之史者，其结果无不失败。反之，专研究一部分，更求精密者，其结果无不成功，如《通考》《通鉴》皆就正史而析出其一部分，在研究上价值极大。《通志》意欲包括从前之正史，更求完备，然其与正史重复之部分，并无用处。近人每好言著中国通史，吾不知其所谓“通”者，其定义若何?若仍如通志之所谓通，吾敢决其必失败，以其与学术进化之趋势相反也。《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若于中国向所谓“史”之中，将应析出之部分，尽行析出，然后借各科之辅助，将史学精密研究，划定范围，俾自成为一科学，则非今日所能。在今日，惟有从事于将旧时历史中应析出之部分，逐步析出，然后就各部分加以精密之研究而已。又各种学问，皆须求得正确之事实，然后归纳之而得其公理，史学亦犹是也。前人所记载之事实，无可径认为完全、正确之理。从事于补足考正，实为第一步工夫。补足与考证，即前人之所谓考据也。故讲史学离不开考据。《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关于第二类，即仅可认为史材之书。必先有一研究之宗旨，乃能取其材而用之。其整理之方法，望空无从讲起。但有一言，此项材料皆极可宝贵。近人每訾中国史部止是“帝王之家谱”及“相矿书”，此乃不知学问者之妄言。前人之材料，视乎吾辈之如何研究取用而已。以吾观之，中国史部所存，可宝之材料实甚多。正如丰富之矿山，数世采之，尚不能尽。

以上为关于“史者”。《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以上所讲，不过研究方法之大略，未能详尽。最后吾更有一简要之方法，即于欲阅旧籍之前，先取目录之书，加以浏览是也。如此，则于旧学之分类若何，派别若何，变迁若何，以及现在书籍共有若干，心目中已知其梗概，他日参考既不致挂一漏万，即目前从事研究，亦易得其要领。今后研究学问，固重在分科，但关于全般之知识，亦极关重要。所谓由博返约，实为研究学问之要诀。未博而先言约，则陋而已矣。指示研究学问之方法，愈具体愈善，最能具体地指出研究之门径者，殆莫目录之书若。江南讲究读书之家，儿童初能读书，多有全读四库书目者，使其知天下之学问甚广，以启其求知之心，且可获得一广泛之知识，意至善也。目录之书甚多，就现在论，比较的最后最完全者，仍推清四库书目。但此书所述，止于乾嘉以前，道光以后之著述，及新辑出之书，尚无相当完备之书目耳。又四库书目但阅简明者无用，以吾人浏览之目的，不仅在知其书名，乃欲略知其书之内容，简明书目之提要太不精采也。又如以四库书目过繁，则暂可不观其存目。此外有张之洞《书目答问》及近人《正续汇刻书目》，亦便检阅，但无提要耳。此两书出于四库书目之后，所采之书，已有为四库书目所无者矣。以上两种书目之外，如前所举梁启超之《前清一代中国思想之蜕变》一篇，阅之于有清一代之学派，极易得其要领。《学术与社会 Academia-Society》

吾前所言，不过具体的广泛的初步整理旧籍之门径阶梯，最后所举之三种，实可谓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由此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稍进，则已得其门径阶梯，如再进，则升堂入室不难矣。

(1921年4月16日沈阳高师丽泽周会举行特别讲演会，吕诚之先生讲演，卞鸿儒君记录。原刊《沈阳高师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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