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印度军事挑衅中国，同时，苏联的图‑22M与米格‑31入役—造成对中国空防的巨大压力：当时，中国空军主力战斗机主力为歼-6、少量歼-7，它们只能以数量优势抵抗红色帝国的战略压力；
同时，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美国也有同感：尽管通过各种战略渠道抗衡苏联，可是，美国也需要在亚太有一个抵抗苏联的同盟国—于是，中国、美国进入蜜月期，这对于美国格鲁曼公司而言，机不可失！
20世纪80年代的开局对美国格鲁曼公司简直是噩梦：F-14仅伊朗（80架）与美军自用，外销几乎为零；1980年日本选型败给F-15，生产线面临萎缩、财务紧张。它急需开扩更多的市场，庞大的中国空军无疑是打开亚洲市场、挽救F-14生产线的唯一机会了；
殷勤的格鲁曼公司主推24架F‑14A+（F‑14A升级版），换装F110‑GE‑400发动机（美军自用升级型号），而非老旧TF‑30 —体现出极大的诚意；它承诺提供全套配套：AN/AWG‑9雷达+AIM‑54“不死鸟”远程导弹（当时唯一可同时攻击6个目标的远程弹）；而且，他向中国保证，中式F-14A绝对不做性能阉割，提供与美军自用相当的作战能力；
此外，格鲁曼公司积极推动捆绑合作、降低门槛：它表态同步推进“和平珍珠”（歼‑8II改装）与“超‑7/佩刀II”项目，以“多项目绑定”换取F‑14谈判空间；提出灵活支付方式，例如，部分款项可用工业品抵偿，缓解中国外汇压力（熟悉的味道：10年以后的苏-27项目付款模式……）。同时，格鲁曼公司承诺长期售后支持：派驻华技术团队、备件优先供应、人员培训；（这个模式似乎在苏-27项目中也有体现）
为了让美国高层放行这个项目，格鲁曼公司高层展开公关与游说：推动美国政府放宽对华军售限制，强调F‑14用于国土防空、不威胁美军；聘请公关公司游说国会与国防部，将F‑14对华出口定位为联华抗苏的战略工具；（苏霍伊公司也游说过俄罗斯政府放行苏-27项目）
尽管格鲁曼公司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让步，客观原因还是制约了这笔交易：1987—1989年，美国政府坚持只卖整机、绝不转让生产/核心技术（AWG‑9、F110、不死鸟导弹），无法满足中国自主化需求 ；合同单机约4500万美元（1987年），24架总价超10亿美元，远超当时中国军费与外汇能力；F‑14为美式舰载体系，与中国苏式装备、后勤、维护完全脱节；1989年后中美关系降温；同时中国与苏联/俄罗斯达成苏‑27采购协议，F‑14彻底失去机会；
失败之后，格鲁曼公司全力挽救在华其他项目（1989—1990）：1989年10月借北京航展，主动洽谈“超‑7”后续合作，承诺保留前期资金、待禁令解除后复工；它致信美国国务院，游说解冻“和平珍珠”与“超‑7”，试图保留中国市场入口；调整“超‑7”团队：撤换F‑14总师佩莱哈克，派更务实的罗默负责，改善合作关系；
失去中国订单，他为了生存，只能收缩F‑14业务、转向内部与其他市场：停止F‑14外销推广，聚焦美军F‑14升级（F‑14B/D）以维持生产线；转向电子战、预警机、无人机等非战斗机领域，降低对F‑14依赖；开拓中东、欧洲其他防务市场，但未再获得F‑14新订单；
1994年，业绩不佳的格鲁曼公司与诺斯罗普公司合并为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彻底转型为综合防务集团（航空、航天、电子、舰船）。此后，它逐步退出战斗机整机制造，专注航电、雷达、无人机、导弹防御系统等高利润领域；
冷战后，格鲁曼转向对台军售，2023年因参与对台军售被中国制裁；它也再无大规模对华航空整机合作，仅保留有限电子与零部件层面交流；
但是，中国没有气馁和放弃：利用得到的西方技术和资料，通过11号工程让中国航空工业全面跨代升级，1999年投入巨额经费完善军工链条和基础工业，终于在21世纪初研发出全球第二款隐身战斗机，其他战斗机项目逐渐落地接装，逐渐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二个双隐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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